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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紅軍的最後決定,連上海局也不清楚
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敵軍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發起全面進攻。
局面越來越緊迫了。8月5日,北路敵軍9個師,在飛機、炮兵的強大火力支援下,向驛前以北地區攻擊前進。我紅三軍團主力和紅五軍團一部在高虎腦、萬年亭到驛前約15公裡縱深內,構築了5道防御陣地進行固守。
蔣介石特地從南京調來德國造卜福斯山炮12門。卜福斯山炮侵徹力強,最遠射程為9公裡。蔣介石、陳誠企圖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強大侵徹力,對紅軍工事進行破壞性轟擊,為其步兵開路。
紅軍十日內傷亡2300餘人,內含乾部600人,不得不放棄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
盡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揮林彪的紅一軍團、羅炳輝的紅九軍團取得溫坊大捷,殲敵一個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一次難得勝利,但被動局面已無法改變。到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在於瑞金、會昌、於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狹小的區域之內。
戰略轉移已成定局。
其實在收到共產國際的正式回電以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已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總攬一切指揮大權,負責籌劃秘密且重大的轉移工作。政治、軍事由博古、李德分別做主,周恩來負責具體計劃的組織實行。貯備糧彈、擴大紅軍的工作,已經有步驟地開始。5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提出『為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而斗爭』的任務。根據地的青壯年幾乎都動員參加了紅軍,很多村莊只剩下婦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作戰計劃。計劃的核心已經是主力部隊准備突破封鎖,深入敵後。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戰計劃時,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問題已正式提出。退出蘇區的直接准備全面開始。
為分散敵軍注意力,打亂其部署並牽制其兵力,共組織了三支部隊突圍遠征。
兩支走在中央紅軍之先。
7月6日,紅七軍團三個師共6000餘人,在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率領下,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隨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布《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命令由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紅六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向湖南中部轉移,開始西征。
這兩支部隊的出發,周恩來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紅六軍團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團在石阡縣被敵截斷,五十團在施秉縣被敵截斷,軍團部隊被敵切為三截,陷於湘、桂、黔三省之敵包圍。六軍團軍政委員會決定:『王震率十八師,任弼時、蕭克率十七師,焚燒行李,減少輜重,以靈活的游擊動作,轉到蘇區。』10月下旬,六軍團各部共轉戰80餘天,行程5000裡,纔與賀龍的紅三軍會師。
他們探出的路,中央紅軍已經無法再走了。
紅七軍團從江西瑞金出發經福建向閩浙皖贛邊挺進,企圖調動敵『圍剿』部隊回援,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但由於兵力過小,未能牽動敵人。七軍團與方志敏的紅十軍會合後組成紅十軍團,在懷玉山陷入敵軍合圍,僅存500餘人在粟裕、劉英的率領下突出重圍。
這支部隊不但未調開敵人,反而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幾乎損失殆盡。
還有一支部隊走在中央紅軍之後。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一個月之後,程子華、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按照中央指示,對外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西越平漢路實行戰略轉移,開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東一路風一路火首先打到陝北,成為對中國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團就紅軍突圍緊張籌劃且激烈爭論之時,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澤東,卻天天天不亮就在會昌城外爬山,並寫《清平樂》一首:『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1958年,他對這首詞作批注:『1934年,形勢危急,准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
8月1日,毛澤東出席瑞金『紅場』——大埔橋舉行的閱兵典禮後,為《紅星報》親筆題詞:『敵人已經向我們的基本蘇區大舉進攻了。我們無論如何要戰勝這個敵人。我們要用一切堅定性頑強性持久性去戰勝這個敵人。我們這樣做一定能夠最後的戰勝這個敵人。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英勇奮斗的紅軍萬歲!』
眼見危機,又眼見自己的意見無人聽,甚至無人來詢問自己,內心之痛苦,旁人難察。
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與毛澤東一樣,也未能進入三人團。
在討論有多少紅軍部隊參加脫離根據地的西征時,李德與周恩來發生了尖銳分歧。李德主張只以中央紅軍一、三、五三個主力軍團突破封鎖線,他設想在外線作戰打開局面牽動敵人之後,主力還可以返回。周恩來沒有明說,但內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擊外線,便很難返回。所以他主張撤退整個蘇區。
應該說周恩來是對的。後來留在蘇區的力量,在敵人重兵『圍剿』下損失極其嚴重。當時的實情是留得越多,損失越大。
李德也不是毫無道理。突圍的野戰部隊如果伴隨臃腫,失去機動,損失也要增加。紅軍長征初期受到的嚴重損失,也證明了這一點。
負責組織工作的周恩來面臨兩難。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滿兩難。
後來有兩種互相矛盾的議論圍繞在周恩來周圍。一種說他組織的撤退工作所攜東西太多太細,使紅軍大隊行動緩慢,遭到不必要的損失;一種說撤退工作組織得太倉促,該帶的沒有帶,不該帶的卻帶了很多。
對這些議論,周恩來很少說話。他從來不是那種品頭論足的人。屬於他的從來只是工作,而且是越來越乾不完、越來越堆積如山的工作。從第四次反『圍剿』始,毛澤東已經被排擠出了決策圈,他必須苦橕危局。
有些指責是對的。
有些指責,卻僅僅因為他做得太多。
李德是中國共產黨的宿命,周恩來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宿命。若沒有周恩來只有李德,中國革命該怎樣涉過那些激流險灘呢?
戰略轉移是後來的說法,當時講的是『突圍』。對這一決定的保密很嚴。李德回憶,突圍的傳達范圍只限於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委員;其他人包括軍團一級軍政領導乾部,也只知道他們職權范圍內需要執行的任務。所以政治動員、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沒有在乾部戰士中進行解釋工作。為什麼退出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
也必須看到那是一個非常時期。在四面合圍的敵軍已經將中央蘇區壓縮到一個很小范圍之時,保守行動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護黨和紅軍的生命。保密決定並非一無是處,所以蔣介石即使抓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和盛忠亮,也仍然沒有弄清楚紅軍下一步的意圖。
中央紅軍的最後決定,連上海局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