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殲7之父”屠基達，一生成功設計5種飛機。

裝備中國空軍的殲-7I戰鬥機（資料圖）

　　2010年2月16日，著名飛機設計專家、一代名機“殲七M”的設計者屠基達院士在深圳逝世，享年84歲。

　　屠院士逝世的消息，即使在軍事類網站中，也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影響。網站追求的是“眼球”競爭力，與“情人節”“將愛”“非誠勿擾”這些時尚流行元素相比，一位老航空專家的逝世顯然吸引力要差得多。有人認爲這是中國民衆缺乏科學素養的表現，筆者倒認爲有些苛責太過。放在現在哪一個發達國家，除了像霍金這樣的科學明星，大多數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對於普通羣衆來說都是默默無聞的。除了少數專業的愛好者，又有哪些美國人知道誰是F-16、F-22這些先進戰機的設計者。中國也不是沒有家喻戶曉的科學家，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都是。但這些老一輩科學家的“名聲”都是歷史解密後纔有的；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些人的名字往往都是軍事機密。

　　以錢學森爲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他們的聲望固然源於其卓越的學術成就；另外也與國家當時的環境有關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核大國對中國的訛詐和威脅也從來沒有停止。兩彈一星這樣的戰略性工程，對中華民族這樣一個近代歷史充滿苦難的民族來說是極爲重大的。而曾經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科技人員，理所當然地就成爲全民關注的對象。而現在，和平對於現在大多數人來說已經成爲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技專家特別是軍工領域的專家，他們在普通民衆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就很有限了。換個角度來看，這也是國家強大的一個標誌。屠院士曾經回憶，他萌生投身航空設計的想法，重要原因就是小時候曾經親眼目睹侵華日軍戰機對家鄉的轟炸。正是有了無數軍工科技人員的努力，中國才能夠建立起強大的國防工業，才能夠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建設。民衆的忽視，恰恰證明了像屠老這些科技專家的歷史功績。

　　與很多具備西方留學背景的國內航空專家不同，屠基達院士可以說是完全中國本土培養起來的航空專家，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屆國家分配到軍工單位的大學生。屠院士一生參與過多種型號國產戰機的設計工作，但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和殲七戰鬥機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特別是由屠院士設計的殲七M型戰鬥機，成功向多個國家出口，成爲當時中國唯一在國際軍機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產品。1985年殲7M型飛機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88年又榮獲國家首個大型複雜武器裝備金質獎，被譽爲當時中國最好的輕型殲擊機。

　　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課題。縱觀現有的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的歷史，製造業是一道無法逾越的“坎兒”。在製造業中，軍事工業是當仁不讓的皇者。誰的軍工技術發達，誰就必然佔據製造業的高端地位，進而佔據世界的領先地位。

　　近期有西方媒體報道，一些美國專家表示要警惕中國的製造業產值已經超過美國。其實中國的製造業一直以來都是以勞動密集型取勝，而且相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缺乏技術創新。官方公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22個工業大類行業中，七大類行業規模名列全球第一，兩個產業規模居全球第二位，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國的鋼鐵、水泥、電視、洗衣機產量都穩居世界第一位，但仍存在產業大而不強、低水平重複建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國際性優勢品牌缺失等問題。

　　中國製造業的缺陷國外都很瞭解，但爲什麼美國專家仍然對此十分警惕。一個他們不願意表露的事實是，中國是世界上爲數極少擁有完備軍工製造業體系的國家。正是這個因素，使得中國的製造業雖然現今大而不強，但將來發展卻難以估量。按照一些西方專家的觀點，中國是唯一能夠自己研製核武器、核潛艇、五代戰機的發展中國家。這也是中國既不同於日本、德國、韓國這樣發達國家，也不同於印度、巴西這樣新興工業國家的一個最大變量。

　　一個門類齊全而技術先進的軍事工業，對製造業的“高端”拉動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對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更是意義重大。未來“中國製造”就不僅僅是玩具、衣服等輕工業產品的代名詞，而中國製造業向高端的推進必然引發世界製造業格局的鉅變。

　　同時，金融危機的出現已經使發達國家看到了金融虛擬經濟的一些缺陷，紛紛重新發展製造業。美國總統奧巴馬已經提出要重振美國製造業，歐洲也提出了“未來工廠”的計劃。現在中國的一些媒體還在討論中國製造業現存的問題，而一些西方專家已經在警告中國製造業未來崛起的戰略圖景。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多想20年、30年，來妥善化解中國與西方國家制造業可能存在的某些結構性衝突。

---

　　2011年2月16日，成都的天空異常陰霾，中國航空工業界的一顆巨星隕落。他就是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航工業成飛公司高級顧問、著名飛機設計師屠基達。因肺衰竭搶救無效，屠基達於2月16日11時05分在深圳市第六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4歲。昨日上午，屠基達的遺體告別儀式在深圳舉行。

　　作爲新中國航空工業自主發展的先驅，屠基達一生中參與了15種飛機的修理、仿製、自行設計和改進改型工作，成功設計了初教6、殲5甲、殲教5、殲7Ⅱ、殲7M等5種飛機。沒有屠基達等前輩的努力奮鬥，梟龍飛機的前身超七早就夭折了，也就沒有今天的梟龍。屠基達的名字，總能勾起人們對新中國航空工業的歷史記憶。

　　立志航空報國1年9個月設計出殲教1

　　1927年12月11日，屠基達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市。幼年的他，目睹日本飛機在中國天空“大搖大擺”地飛過。這“永生難忘的”記憶，決定了屠基達立志投身航空事業來救國的理想。1946年，屠基達考入上海交通大學航空系，1951年畢業後被分配到哈爾濱飛機廠工作。

　　1956年，在飛機設計領域開始嶄露頭角的屠基達被指名調往瀋陽飛機廠飛機設計室，擔任機身組組長。他承擔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噴氣式教練機殲教1機身的設計，僅僅1年9個月的時間，1958年7月26日，殲教1首飛成功。

　　而立之年出彩72天初教6從紙上飛天

　　作爲飛行事業的搖籃機初教6，被每一箇中國飛行員所熟悉。屠基達就是初教6的設計師。1958年初，屠基達和林家驊受命擔任初教6飛機主管設計師。在保證飛機強度的前提下，屠基達提出了“爲減輕每克重量而奮鬥”。初教6從設計第一張工作圖紙到第一架原型機上天，總共只用了72天。1979年初教6作爲新中國第一個自行設計成功並投入生產的第一個機種，獲得國家質量金獎，現已生產交付了2000多架。

　　1960年舉家入川設計出“成飛發家機”

　　1960年，因搞導彈，屠基達被調入正在建設中的成都飛機廠，後擔任全天候殲擊機殲5甲飛機主任設計師。

　　殲5甲沒有設計圖紙和技術資料，只有兩架實物飛機以及全套殲5圖紙和工裝。在三年困難時期，屠基達率領一批平均年齡只有24歲的設計隊伍艱苦奮鬥。1964年11月11日，國內第一個測繪設計的飛機殲5甲首飛上天。時任三機部部長的孫志遠曾高興地讚譽：“殲5甲是成都飛機廠的發家機。”

　　最終，殲教5以它良好穩定的性能，連續生產20多年，共生產了1000多架，至今已培養15000餘名飛行學員，成爲我國航校的主要教練機和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首用表演機，並出口援外10多個國家。

　　晉級“殲七之父”改進“跑得快的近視眼”

　　“殲7是跑得快的近視眼。”這句早期殲7飛機的飛行員的戲言，曾是“殲7”長達幾十年的頑疾。1969年末，殲7改型任務由瀋陽轉交給了成都飛機廠，屠基達再次掛帥上陣。

　　改進的殲7Ⅰ型飛機在1973年試製成功，1975年4月設計定型。屠基達又主持了含救生系統大改的殲7Ⅱ型飛機，改進後的救生裝置在國內外使用過程中，多次彈射救生均獲成功。殲7從I型、II型到通過出口發展到M型，前後共達30多項改進，創新色彩日漸突出。

　　從1987年起，集殲7所有改進成果之大成的殲7M，又開創了向其他幾個國家改型出口的途徑，成爲我國唯一在國際軍機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飛機。歷史將屠基達的名字永遠和殲7系列飛機的改進改型聯繫在一起，這位“殲七之父”被永遠地寫進了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的史冊。

　　他一生堅守自己的理想

　　今年春節前，屠基達還在成飛公司工作。沒有想到赴深圳與家人過年的一別，一次意外的跌倒，對於成都的同事和好友，竟成了永別。屠基達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和藹樂觀的生活狀態，深深影響着中航工業一代又一代的職工。

　　翻開屠基達親自編寫的飛行設計記事文集《難得幾次飛》，首頁一行小詩映入眼簾：人世稀能百，難得幾次飛，豈能不敬業，風雨並言微。

　　“我與屠老之間的"三課之緣"，讓我們青年航空人將其奉爲"一生之師"。”成飛公司技術中心總體主管設計師張小波回憶說，屠老在與大家一起散步途中說過的話讓自己終身難忘：“設計師筆下有黃金，也有人命，每一個小錯誤的代價都可能損失成千上萬的國家資金，甚至是飛行員寶貴的生命。因此，每一個飛機工程師都應該深刻理解並踐行"按費用設計飛機"的理念。幹技術，就應該耐得住寂寞，要沉下去，堅守自己的理想。”

　　“平時很少能見到爸爸”

　　屠基達的兒子叫屠徵星，女兒取名屠徵音，均寄託着父親在飛機設計上的凌雲壯志。

　　屠徵星迴憶說，父親總是忙於工作，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加班或開會，平常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年輕時，父親對他的學校功課不太過問，但是鼓勵他和妹妹多參加課外活動，於是他在小學就成爲學校足球隊隊員，參加手旗培訓，進入航模小組。父親還支持他們多讀課外書籍，科普讀物《十萬個爲什麼》、《國際航空》雜誌等，爲他們兒時帶來了對科技世界的憧憬。

　　在屠老的女兒屠徵音的童年記憶卻是這樣的：“我的爸爸與別家孩子的爸爸很不一樣，1.78米高的個子，與之不搭配的是隻有五十幾公斤超瘦的體重，30多歲時他的頭髮大面積謝頂，高高的鼻樑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他走路飛快，看到我時總是露出親切的笑容。”屠徵音說，平時很少能見到爸爸，幾乎沒有吃過他做的晚餐。如果遇到與他相處的機會，一定會賴着讓爸爸抱或背。在她6歲時，爸爸買票請全家看過一次電影，可是隻看了一半，就被人從電影院喊出去加班了。(記者王蕾)

　　屠基達回憶錄：在文革中艱難前進的殲7改型

　　一、殲7改型在“文革”中艱難前進

　　原型殲7飛機引進後，是先使用後仿製的，所以較早收集到部隊在使用中發現而要求改進的問題。1968年6月，三機部和空軍在滄州召開的會議上，132廠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一個殲7外場使用中400多條問題的清單，112廠接觸得早，112廠設計科科長鬍淡同志在會上談了殲7飛機一、二、三期改進的設想。這個會132廠設計科副科長沈泳沅同志參加了，會上成立了以三機部爲組長單位，國防部六院和空軍爲副組長單位的殲7飛機改進改型領導小組。此後，112廠不再參與殲7工作，殲7改進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廠承擔。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底開完殲教5的定型會，1967年開始，我就“靠邊站”了。1967年5月6日，132廠發生震驚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開槍打死50多人的武鬥時，廠內辦公室的人都跑光了，我作爲不斷寫檢查的當權派，還老老實實地坐在設計科辦公室。大約上午10點鐘，好心的設計員王惠銓跑來偷偷地告訴我：“廠外已經有幾萬個城裏來的造反派把廠圍住了，看來要出大事了，你趕快走吧”。

　　我一聽不得了了，趕快出廠。廠門口果然雙方對峙，劍拔弩張。回到家中，下放在車間勞動的愛人埋怨我怎麼那麼遲鈍，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小時後，就聽到廠門口槍聲大作，保衛工廠的一派衝鋒槍就打開了。廠外城裏來的造反派宣傳車上高音喇叭反覆廣播：“林副主席教導我們說：槍聲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鼓動造反派衝進廠去。這一天開槍打死的造反派50多人大部分是中學生，宣傳車上則是北京來的大學生。造反派推翻工廠的圍牆衝進了工廠，守工廠的廠內保守派退出工廠逃往附近農村。處理這全國第一次開槍的武鬥“5.6事件”，中共中央專門發了文件。132廠的確成了“文革”中的重災戶。

　　1968年10月，廠裏掌權的造反派成立了勞改大隊，對幾百個“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再加上壞頭頭(保守組織頭頭)集中起來，實施勞改，我作爲全廠唯一的“反動技術權威”，也被趕進了勞改大隊。每天由武裝民兵押着，齊聲高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排隊前去勞動，挑石頭，築清水河堤，修機場護廠溝等等。這些重體力勞動，在某種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寫檢查，清掃廁所，在思想上還輕鬆一些。

　　雖然，對“文化大革命”始終不理解，老老實實幹工作，一直聽黨的話，也做出了成績，爲什麼會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聯想到1958年反右運動後期右派分子的下場，想想自己，想想妻子，想想子女，想想年邁的父母，都會怎樣，確實令人不寒而慄。但一切都沒有辦法，只好一天挨着一天過。

　　1969年8月，科裏造反派宣佈我“解放”，回去當設計員。1970年4月，廠革委會調我去生產指揮部當設計組長，代表工廠指揮兩個設計連隊。此前不久，廠軍管會決定撤銷原有車間科室編制，全廠實行軍事編制管理，工廠總部機關設立三大部，基層設定了13個大隊，77個連隊，車間科室都成爲連隊。3月份軍管會改爲工廠革委會，軍事編制不變。此後，生產指揮部陸續給我調來下放在車間勞動的黃理章、薛熾壽、王致斌三名設計員作爲設計組的成員。

　　我當時第一件大事是組織殲7Ⅰ型的全機靜力試驗。通過六項改進的殲7Ⅰ型飛機陸續在生產線上往前走，原來北京要求1970年當年研製成的殲7Ⅰ型飛機完成100架，後來眼看完不成又改爲60架，但按研製的試飛提綱飛好的飛機，已有十幾架之後，一直沒有人來接收。後來才知道，空軍內部不少人全盤否定殲7飛機，對6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話下。因此三機部軍管會主任周洪波幾次和廠裏領導說，要恢復原型。經過據理力爭，最後總算保留了：加左機炮、改無級調錐及脣口改圓等三項，座艙蓋加高、機翼整體油箱擴大被否定，改815乙發動機被認爲不成熟，最後形成殲7Ⅰ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試製。

　　1972年4月9日，我早上上廁所發現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時間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沒當一回事。愛人代我拿了便樣去醫院化驗，我仍上班去了。不久愛人拿了4個“+”號強陽性隱血化驗單到我辦公室——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醫院。第二天，生產指揮部領導來醫院看我，希望我能與革委會的孫志端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葉劍英(軍委)副主席彙報殲7工程三改三不改的問題，這時我已無可奈何了，我推薦薛熾壽代我去參加。孫副主任原是172廠的廠長，“文革”中捱整後由部裏出面把他調到132廠來的。

　　早在1970年11月，在北京，我和三機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軍科研部機務部彙報殲7Ⅰ型6改方案，彙報完後機務部何培沅副部長提出Ⅱ型改型的重點是取消帶離彈射，再下步殲7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讓殲7裝上小型化的645雷達，因爲空軍已決定在殲擊機種中，必須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1972年10月，三機部在北京召開考察米格-21ПΦ引進技術會議，孫副主任和我等去參加。之前，爲改成殲7全天候型，三機部張金波處長帶隊，132廠設計連連長張仁保和設計員王傑兩同志參加，去朝鮮考察了米格-21ПΦ全天候型飛機，進行了粗糙的外形測繪，收集了一些外場材料，帶回了火箭彈射座椅、雷達及2C型發動機等實物。這個會就是介紹考察情況，開展殲7第三期改型爲全天候型的會議。段子俊副部長出席會議併發言，強調部隊急需殲7全天候型，132廠要當大事來抓，要求1976年底前後改型成功定型。

　　會議開了整整十天，包括研究發動機的改型，有5個很具體的會議紀要。我在會上提出，最好能拿到一架ПΦ飛機，否則1976年這進度很難保證。611所派出謝光和吳逢光二人蔘加了此次會議。1972年9月，工廠恢復科室車間，撤銷大隊連隊，原十大隊所屬設計、特設、試驗、技術情報等科室和模線車間改製爲設計所，我任副所長兼設計科長，主管設計。原來兩個設計連合成爲一個設計科。

　　10月會議以後，設計科內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開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機頭，在中錐內裝上204雷達(雷達廠推薦的)。放大進氣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時帶回的ПΦ飛機大致尺寸。此外，還研究改吹氣襟翼，加機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裝改型發動機，增加機翼外掛點，改紅外照明燈。這些工作與殲7Ⅱ型改型幾乎是同時在進行的，因爲重點專業工作並不重疊。Ⅱ型重點是彈射救生，Ⅲ型重點是火控系統。

　　但是當時全廠的工作重點是搞好質量整頓，殲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試製，爭取儘早定型進入批生產。重新試製的三批一架殲7Ⅰ型飛機於1973年9月送630所作定型試飛。

　　1973年9月1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按“部院結合、廠所掛鉤”的原則，國防部六院劃歸三機部建制。

　　“文化大革命”後復出的132廠原廠長馬誠齋改任工廠臨時黨委書記。1973年9月馬提出工廠應走320廠的路，要搞一支較強的設計隊伍，做一個規劃開展自行設計。之後，復出後的謝明副總工程師升任革委會副主任，除質量整頓外，還狠抓工廠的技術改造，設計性試驗的技術改造也列入其中。

　　二、劃時代的襄樊會議

　　1973年11月，我率張仁保、李宗俊、包於涵、王月新、顧凡清等出席三機部在襄樊召開的殲7、殲8彈射救生裝備協調會。這是部院結合後的一次重要會議。

　　早在1970年初，座椅設計員包於涵就與我談過座椅改進，取消帶離彈射改爲敞開式火箭彈射，當時決定派人去參加空軍主持的殲6座椅改進試製試驗，學習他們的經驗。1970年12月，派出的沈泳沅、顧凡清開救生會議回來，涉及殲7二期改型，向孫副主任彙報，建議成立救生方案的研製小組。此後，座椅及艙蓋的改進方案一直在進行。

　　我們帶去的殲7火箭彈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繼承了殲7原型座椅手腳保護等機構比殲6先進，因此取得空軍主管此事的軍訓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帶離彈射後的座椅裝有專用的平臺火箭包，可實現零高度救生，有專用的人椅分離器，分離人椅放出裝在椅內的救生傘。艙蓋改爲固定風擋和後折返艙蓋，取消原有的防彈玻璃。艙蓋將有Ⅱ型和Ⅲ型的兩種外形。這個方案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會前準備比較充分，彙報和討論比較紮實。這時六院的救生專業所610所成立不久，他們帶去了殲8頭靠傘的救生方案。會上有人建議只合成一個頭靠傘方案，殲7的坐傘方案應該下馬。由於我們據理力爭，又得到部機關同志的支持，最後終於取得了殲7座椅方案和殲8座椅方案可以並進的結論。

　　這次長達11天的會議，對殲7Ⅱ型成功改型至關重要，當然也預定用於殲7全天候型。我們爭這個改型權，是冒着極大的風險的。既有技術上的風險，也有工廠生產形勢不好造成的進度上的風險。更令我這當幹部的人感到還有政治上的風險：萬一救生失敗，當時尚在“文革”之中，隨時都會有政治帽子飛來。但是殲7飛機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軍最大的擔心。

　　據介紹當時國內殲7飛機共有七次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1972年3月我廠一次)，五次跳傘，其中四次一等事故，飛行員都犧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飛行員被壓傷頸椎導致終身殘廢。真是觸目驚心。這是我們下定決心挑起殲7改型重擔的思想動力，當時我們叫做“革命加救命”。在進度上我們又必須走在殲8方案的前邊，雖然殲8方案是傾一個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殲8方案先成功了，又會有人主張停止殲7方案的。所以我們艙蓋座椅組的設計員，在工廠生產形勢不好時，自己在車間推着零件車跑工序，急進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年5月，三機部正式下達任務，由132廠負責殲7彈射救生改型工作。

　　132廠從“文革”的混亂中，正在逐步恢復秩序中，但總體上講，一部分羣衆派性嚴重，幹部又不敢管，勞動紀律太差，不少車間都是冷冷清清的。孫副主任主管全面生產工作，也沒有多少辦法，其實他與中層幹部一樣，從“文革”中吸取教訓後，始終堅持不過“三八線”，即不管“文革”政治運動，只管生產。這時他對我們的工作安排是：殲教5生產的優質過關，殲7Ⅰ的設計定型工作，殲7Ⅱ改型發圖工作，殲7全天候改型方案工作，齊頭並進。

　　1974年初，我派總體、氣動專業的鄭維川、劉遠孝、向文政、壽伯康、徐德寰等五名同志帶了殲7全天候初步方案去北京、瀋陽、南昌、哈爾濱的機關、部隊、廠所等20個單位調研。其中包括引進斯貝發動機的情況，收集了不少資料。

　　在空軍作戰部，李濟中處長講：“部隊急需殲7全天候，主要任務是對付敵夜間來襲的轟炸機。”他要求改型時要注意保持原來殲7輕便的特點，不要越改越重。火控系統要機炮、導彈和火箭都能帶，雷達最低高度要在2500米以上(不截獲地面的最低高度)，要求配一個簡單的火控計算機。希望能加大飛機的作戰半徑，即機內要加油；要改善飛機的起落性能；要裝自動駕駛儀，夜間飛行，飛行員容易出現錯覺，到時候自動糾正，紅光分散照明是需要的，等等。這些調研，對我們很有用。

　　1974年3月，我帶宋開基、黎石山、徐德寰等去大足空軍基地調研。目的是與部隊同志座談殲5甲和殲教5的使用情況，研究殲教5與機翼大梁孔產生裂紋的排故方法。由於1972年12月部隊一架殲5飛機飛行中機翼大梁折斷造成一等事故後，引起對殲教5、殲5甲機翼大梁普查，普查結果殲5甲大梁沒有裂紋，殲5及殲教5都有。目的二是徵求他們飛行員對殲7全天候方案的意見。大足的部隊有一個獨立大隊是夜航部隊，用殲5甲飛夜航。

　　飛行員聽了我們對殲7全天候方案的介紹後，寄予很大希望。特別強調雷達一定要好，導彈必須配，炮不行了，必須能遠距離截獲進攻，打轟炸機必須用導彈。飛機重一點笨一點，都不要緊。儀表希望多一些綜合型的。如果有雙座夜航機最好。他們說飛夜間科目，一個人太忙，不管夏天、冬天，都出一身汗，訓練時間長，雷達又不好，又要顧艙內艙外，一個人夠忙的了。飛行員們普遍感到飛機發展應該有一個長遠規劃，我們與蘇、美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太落後了，希望工廠的同志多作貢獻。

　　4月，我派設計員張殿傑去貴州與011基地協調爲殲7全天候配加大推力的發動機，以渦噴7乙爲基礎加大流量，達到全加力可有6600千克力。

　　4月20日，我廠殲7Ⅰ型三批一架在閻良定型試飛時，由於着陸時目測不準衝出跑道導致右機翼損壞，我帶十餘人赴閻良處理飛機。

　　早在1975年初，三機部的年度計劃要求我廠在1975年內完成殲7Ⅲ型外形設計、吹風，完成總方案上報。4月份部在北京召開十年規劃會，殲7全天候已列入規劃，要求132廠於1979年完成定型。所以在此期間抓緊討論了殲7Ⅲ的各系統方案。1975年5月以工廠的名義上報了殲7Ⅲ型研製總方案(75)廠革生密字171號文。

　　1975年3月12日，三機部下達文件，611所與132廠結合，所的建制歸132廠領導。這一決定，後無實際行動，因而未實現。

　　5月，工廠據部裏精神，組織討論十年規劃。會上，我提出除殲7Ⅲ外，應搞殲教7及殲7後繼機，可暫名爲超殲7，採用單臺斯貝發動機，兩側進氣，有攔截能力。經廠裏討論決定殲教7不搞，後繼機暫不提。

　　6月，三機部李際泰部長及六院徐昌裕副院長來檢查工作，我向他們彙報了殲7工型定型和殲7Ⅱ型改型進展的情況，並彙報了殲7Ⅲ型的方案。徐副院長說Ⅲ型方案要開一次方案論證會，已定的7條改型原則很好。在此之前我們收集到的空軍部隊對殲7Ⅲ型改型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4條：

　　1.殲7晝間型仍需要，白天不一定開雷達。全天候主要是夜間可攔截轟炸機，轟炸機可以以圖-22爲目標。

　　2.保持殲7簡單輕便的特點，突出飛機中高空性能。但雷達一定要有低空使用性能(高度不低於2500米)，以攔擊敵轟炸機低空突防。

　　3.爭取加大作戰半徑。要爭取在敵方發射地空導彈前打掉敵機，故作戰半徑希望達到400千米。

　　4.改善起落性能，如能達到滑跑距離500米～600米。

　　我們的殲7Ⅱ型敞開式火箭彈射救生項目改型正在積極進行，試驗是首先自力更生土法上馬。8月李部長和徐副院長專程來廠，觀看工廠自己動手組織的零零彈射試驗和空中人椅分離。132廠在“文革”中形勢一直不好，經常受到批評，但改型工作一枝獨秀，當場受到李部長他們的讚揚，真不容易。

　　此前，空軍受吳法憲一夥人的影響，有“殲6萬歲”、“殲6可以打遍天下”的謬論，因而有意壓制殲7。當時空軍內部仍有爭論。爲了肅清它的流毒，在國防工辦的促進下，空軍於1975年3月～8月，組織進行了177架次的殲6、殲7飛機對比試飛，最後得出結論：殲7飛機高空高速性能明顯比殲6好，中低空性能兩機各有優勢，可視爲相當，故全面衡量，殲7飛機性能優於殲6飛機。1975年9月21日，空軍在故城舉行了兩機性能對比飛行表演，出席觀看的有國家計委、國防工辦、總參、空軍及三機部的領導。從此結束了這一場爭論。

　　1975年11月李際泰部長在部的天津會議上傳達：“鄧小平副主席給我交代了好幾次，要趕快搞殲7，要以殲7換裝殲6。”殲7Ⅲ是預定的新機之一。我廠殲7Ⅲ的設計打樣工作全面展開，吹風試驗、外協計算課題、成品協調工作也全面鋪開。

　　空軍司令部(簡稱“空司”)接到我廠5月上報的殲7Ⅲ型研製總方案，原則上已同意，並據此於1975年10月14日向總參以(75)司科學第64號文報告“關於殲7全天候飛機戰術技術要求”，抄送國防工辦及三機部等。該報告稱：“殲7全天候飛機是空軍夜間作戰急需的飛機。早在1972年三機部就正式下文，132廠進行改型研製。該廠已做了大量工作，並於今年五月提出一個研製方案，預計1978年第一架改型飛機上天……”

　　1975年11月三機部接到空司報告抄件後，立即向總參上報“關於殲7全天候飛機戰術設計要求的幾點意見”。這樣，殲7Ⅲ型立項就等總參批了。

　　殲7Ⅱ型研製，各單項都進展良好，阻力傘艙上移這一項，經過二次試製，完善了“雙門後鉤”方案的研製。1975年11月在張家口部隊進行了鑑定試飛。由於阻力傘的着力點自後機身腹部移到了機尾上部，因此可以提早開傘，甚至在離地尚有0.5米高度時即可空中開傘，大大提高阻力效益。我去參加了這次試飛。由空7師任組長單位的試驗鑑定小組認爲效果很好，建議批准定型。

　　而三改的殲7Ⅰ型飛機，經過試飛研究所鑑定試飛，於年初完成全部課目後，在1975年4月已完成設計定型審查，6月由國務院中央軍委正式批准。

　　1975年8月，國務院中央軍委以國發(1975)120號文件批轉關於常規裝備科研定型生產中有關問題的請示報告。根據文件精神，空軍和三機部着手清理整頓壓縮飛機型號。空軍和六院都傾向於殲7Ⅱ型不作爲一個型號，而部機關傾向於作爲一個型號。原因是殲7Ⅱ型手續不完善，也沒有飛機改型後的戰技指標。而Ⅲ型均有報批手續，手續完備，可以作爲一個型號。

　　殲7Ⅱ型不作爲一個型號，對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很不利。而且沒有型號就沒有研製費，如果Ⅱ型改進4個項目都作爲殲7Ⅰ型的後續內容，使用生產都大成問題。所以我兩次帶薛熾壽等去北京呼籲活動。一次是1975年11月，一次是1976年2月。分別向空軍、六院、三機部機關彙報，據理力爭。麻煩的是工辦和總參吸取殲6改型多而亂的教訓，也主張不另給型號。空軍的意見，可以成熟一項改上去一項，6改7改的Ⅰ型。可是管理上不就更亂了。於是在與空軍討論過程中，想出了一個辦法，先給殲7Ⅱ型起一個乳名，叫殲7Ⅰ改。在與工辦討論過程中，謝光局長的意見起了作用。他認爲成功一項改上去一項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作爲管理和生產這不行，特別4改以後，作爲一個主力機種，沒有一個型號是不行的。這時六院的同志也轉過來贊成給一個型號了。尤其是發動機改了，帶離彈射取消了，與Ⅰ型大不一樣。接着我們就研究如何報批。

　　2月份談完Ⅱ型問題，我和薛熾壽、壽伯康、曲鴻義等五人就在空科和六院分別討論殲7全天候的任務要求、發動機、增加外掛等具體問題，因已經明確作爲一個獨立型號，談問題可直截了當。

　　我在北京時感冒咳嗽不止，堅持辦完事。3月5日返回成都當天即住人醫院，經診斷爲大葉肺炎，用了多種藥，均吸收不下去，醫生開玩笑說我在北京感染了外地特殊細菌的肺炎。直至17日才提前出院。

　　1975年11月29日，我父親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享年82歲。他去世前我曾在上海陪伴半個月，後接通知參加殲7Ⅱ型阻力傘艙項目在張家口部隊鑑定試飛，匆匆離滬赴張家口，幾天後父親就去世了。母親是73年去世的，至此，我已父母雙亡。(本文節選自《淡墨集——飛機設計師屠基達自述》)

　　屠基達回憶錄：逼上梁山背水一戰——殲7M誕生記

　　1978年科學的春天來臨之後，我們技術人員擺脫了20年來的重負，又還未套上名利的枷鎖，心情的確陶醉在春天的芬芳之中，不知道什麼叫困難，沒有後顧之憂地大踏步往前走。

　　1979年2月21日，我帶着廠設計所和特設科的7位同志，應部裏安排，赴京參加爲殲7改裝引進平視顯示器等航電設備的對英談判。出發時我腦子裏全是殲7Ⅲ的事，我當時是廠副總工程師兼殲7Ⅲ第二總設計師，剛率小組從國外考察和要了兩架飛機(MΦ和yC)、收集了不少部件殘骸回來，沒有任何主持引進航電設備的思想準備。原來廠裏定的是由主管特設的設計所副所長陳志立同志等去談判，臨行前不久，謝明同志接到部裏電話，指定要我帶隊去主談，於是補買了火車票，就和陳志立、邱普達等同志一起出發了。

　　在硬臥車廂坐定之後，我向軍械設計員高維勤同志借了一本載有介紹平顯文章的《航空設備》，開始從書本上了解什麼是平顯，臨陣磨槍，倉促上陣。

　　在此之前，1978年11月，呂部長及段、陳、徐副部長率20餘名專家去西歐考察，這是有史以來航空工業部部長到西方的第一次考察，考察中決定首先從西歐引進電子火控設備，以提高我們航空電子的起點。

　　春節前在北京開過一次考察後的情況介紹會，我沒有參加。之後，部裏決定首先邀請英國馬可尼航電公司來京談判，以後還要與斯密司公司、費倫梯公司以及法國的湯姆遜公司談。當時，西德不同意和我們合作。引進設備先在殲7上改裝，改裝工作定在132廠，132廠對外開放。引進後確認好，再改殲8。我們一行到京後，聽了主管這項引進的外事局魏祖冶局長和隨呂部長一起赴西歐考察過的楊光中處長介紹了情況和設想後，就與談判組全體同志一起投入了準備工作。

　　談判組除三機部和四機部部、院機關的有關領導同志以外，共有三機部、四機部所屬18個單位42人組成。陳少中副部長指定由我牽頭和部機關的蘇大魯、楊光中、顧偉豪三位同志組成領導小組，由我對外主談。改裝殲7是爲了裝備空軍，空軍派出科研部章克文、唐志堅同志參加。

　　一、第一次和魔鬼打交道

　　我雖然已出過幾次國，但面對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老奸巨猾久戰沙場的英國佬談生意，卻是第一次，更何況要談的是現代化的航空電子，我還是一個門外漢。

　　馬可尼公司派出了由一、二把手常務董事彼得曼和助理常務董事兼技術董事馬利納率領的12人龐大代表團，包括公司內雷達、無線電、平顯、慣導、飛行控制各分部的經理和專家。這陣勢顯示了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馬可尼公司在我國開始對外開放後率先步入中國市場的決心。

　　談判雖然有段子俊、陳少中兩位副部長作後盾，但出面主談，對我來說壓力是很大的。這一輪談判，預定中間還要去一次成都看工廠的飛機，這是我們廠第一次接待西方國家的外賓，如何安排好，我也得一起考慮。因此在談判前，關於談判方案的書面請示中，同時納入了關於工廠對外的口徑。我在報告中考慮到開放的長期性，第一，建議工廠對外叫成都飛機公司，地名作公司名容易記，也不叫製造公司，公司不應該光搞製造；第二，從生產能力、機構、人物到產品都如實講，只是廠長改叫總經理。這個書面請示，當時即經段、陳副部長同意並報呂東部長批准了。

　　1979年3月3日在北京飯店第一輪談判開始了。由彼得曼全面介紹馬可尼公司開始，然後其他人分別介紹他們的產品。我們在談判開始詳細介紹了殲7飛機，使英方感到我們要引進他的設備是有誠意的，因此明顯地感到振奮。討論越來越深入和有針對性。看樣子，彼得曼這個老闆，技術上還是有一定水平的，在第二天的討論中，比如談到飛機空間緊張時，他建議換一個小的無線電羅盤；飛機電源緊張，他建議改用效率高的靜止變流器；他還提出小飛機航程短不必用慣導，等等；而無線電羅盤、靜止變流器都不是馬可尼的產品，慣導卻是馬可尼管的產品，使我感到他們還是實事求是的，談問題有分寸，並不像我年輕時在上海看到的滑頭商人樣子。

　　談了三天之後，我們感到好些事與我們原來設想的不符合。一是原來設想買現成品，當年即將開始改裝，實際不可能那麼快開始；二是想通過他們引進脈衝多卜勒雷達技術，英方認爲殲7機頭空間太小，且明確提出這要政府專門批，即一下子不容易引進；三是我們想引進慣導技術，英方主動說殲7這一級飛機不必用慣導，我們不顧實際，硬要裝，也不合適；四是我們原想先拿設備來試改，飛機改成後再談訂貨，他們說不可能，單引進技術，不買成批產品不可能。這就必須修改我們原來的設想了。另外，我考慮到由殲7一家對付幾個外國公司，去貨比三家，擔子太重，因此建議段、陳副部長考慮擴大一個機種談對外引進。

　　陪英國客人到成都看了一天工廠和飛機，又返回北京繼續談判。他們看了我們成飛後，首先一個主要印象是中國的航空工業規模不小。對飛機他們立即看出我們的殲7Ⅱ型和米格-21不一樣、座艙蓋不一樣，防彈玻璃取消了等等。爲了處理好雷達受進氣道影響產生假截獲，馬利納問我，可不可以把進氣道脣口有一段改成非金屬的？爲了提高雷達罩的效能，能否把錐形改爲球形的？我當場從技術上說明不可能，把球踢回去了。

　　回到北京，部長們已研究決定殲7就不引進慣導了，雷達改爲測距雷達；此外，殲8已經上級批准可以對外開放談引進，慣導及脈衝多卜勒雷達由殲8引進。

　　整個活動到3月17日才完，談判有一個紀要由彼得曼和中航技副總經理江同共同籤的字。這一輪談判時間達半月之久，參加單位及人數多是很突出的，加以事先的組織工作比較倉促，中間的變化又大，外事工作也缺乏經驗，雖然圓滿結束，但教訓也不少。

　　回到成都，我身上仍主要擔的殲7Ⅲ的擔子，主要抓落實部黨組關於殲7Ⅲ的決定。3月初4月中又先後接受葉正大、曹裏懷首長來成都檢查落實殲7Ⅲ的工作。5月初671所王南壽第一總設計師病後，我只好先挑着，按原定計劃去北京向部、工辦、空軍等領導機關彙報殲7Ⅲ的方案，6月初彙報完後又隨崔副部長陪張廷發司令員來成都觀看M樣機，等等，我處在兩棲的狀態。

　　直至1980年初，部決定我正式退出殲7Ⅲ設計工作，雖然我爲殲7全天候已花了五六年的時間，離開有些捨不得，但可集中搞引進了，也好。

　　二、令人煩惱的十輪談判

　　怪不得王震副總理對殲7引進改裝的談判太慢發過脾氣，我們也沒有估計到談判那麼費口舌。

　　馬可尼公司的談判方針，是先把技術狀態弄清楚，然後開始談合同文本，最後談價格，在此過程中技術規範逐步成熟一致，這也是合乎情理的。談判中，我方雖處在“顧客是王”的位置上，但實際上有兩大固有難處：一是技術業務水平處於劣勢，二是語言障礙。技術上，什麼平視顯示/武器瞄準計算機，什麼數字電路，我方可以說還沒有入門，第一次談判我們向馬可尼提出各項設備的技術要求，集中三機部、四機部和空軍的專家，只寫出了10頁紙的要求，對比於最後合同簽字時經過雙方一字一句反覆細扣長達三百頁的技術規範文本，不太可憐了嗎？在談判中，既要設法弄懂又不能太示弱於人，又要避免吃虧或讓人牽了鼻子走，難啊。

　　唯一的辦法是天天開夜車，應付白天的談判，至於談合同，合同稿是英方提供的，我們幾個人，中航技的商價處長羅毅，我們廠的王孝業，部機關的顧偉豪和我，只好第一天晚上一起消化談論，研究好幾條，第二天羅毅出面談，談完一天，晚上再討論第二天談的內容。語言障礙，在1979年那個年代，更是可以想見的。英方用的是本國語言，我方必須用英文，無論技術語言、合同法律語言，我方花的功夫就成倍地增加了。因爲稍有不懂，一句話未看懂，一句話未說透，就表示YES，就要出問題。好在1979年中開始孫肇卿同志以中航技副總經理身份來主持這個項目，他談判打交道比較有經驗，我從他那裏也學到不少東西。

　　1979年3月開始談，到1980年6月簽訂合同，前後歷時16個月，

　　不計領導層的活動，具體談判英方來華8次，共70人次，我方去英2次，共43人次，一共談了十輪。其中酸甜苦辣樣樣都有，我爲此出差200天以上，再加上1979年還有殲7Ⅲ型的出差，家裏妻子叫苦不迭。談判中有時往往談得臉紅耳赤，不歡而散，第二天還得耐着性子再談。比如有一次談雷達性能，英方回去做了工作後想往後退，就耍賴說當初談的性能是不帶雷達罩的，想一下子退30%0，而且由道貌岸然有學者風度的技術董事出面談，幸好過去文字上我們已扣死了的，才把他們壓了下去；電磁兼容的責任問題，則反覆爭論了好幾次，直到合同簽字前夕才談妥。最傷腦筋的一次，是1980年4月在上海國際飯店談價格，談得雙方氣都很大，本來預定晚上由孫肇卿請英方耐羅等吃飯，也撤銷了，從來不動搖的我，那晚也感到談不下去，吹了拉倒，卻不料第二天耐羅轉變了態度。

　　在談判過程中，我們生活上也很艱苦。好多次住在第二招待所，沒合適車坐，每天來回跑路，夜夜加班到12點，還得保持儀容。談到中午，外國人車子一坐接待走了，我們只好買幾個麪包啃一啃。最有意思的有一次中航技蔣士釗同志給安排在民族展覽館十樓談判，外邊零下20攝氏度，談完出去找中飯吃，碰到刺骨寒風，至今記憶猶新。總之，個人受苦受累甚至受氣是不少的，但是爲了國防現代化的大目標，爲了建設人民空軍，這些事也就無足輕重了。

　　1980年6月，我們赴英談判小組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鬥，終於達成雙方一致的合同文本和技術規範。僅我和邱普達二人經手有賬可查的就談妥了一百個左右的大小問題，我們付出的心血可見一斑。我國改革開放後對西方的第一個軍工合作項目合同終於在英國國防部大廈裏簽字了。國內派出了以段子俊副部長爲首，由工辦葉正大副主任、總參裝備部崔文波處長、空軍訂貨部範俊秋部長、成飛的謝明總工程師以及四機部十院副院長、海航科研部處長等組成的代表團，出席了簽字儀式。合同由孫肇卿總經理代表中航技簽字，技術附件是由我代表中航技簽字的。談判小組成員11人包括空軍科研部章克文同志、總參裝備部張之苓同志等，自始至終都參加了。

　　合同共爲空軍裝備100架改裝的殲7飛機(國內叫殲7ⅡA)，引進設備外加20%的備件，一二線地面設備按空軍科研部代表的意見按三個基地配置。合同裏同時達成了引進設備在我國生產的製造許可證轉讓的條款，轉讓費爲24套設備的價格，因此又增了引進生產線培訓所需的20套設備散裝件。飛機改型由我們自己負責，設備裝機後的試飛雙方共同負責。

　　飛機改型由誰負責，曾經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擔心我們對引進航電設備吃不透引起改飛機上的失誤，因此考慮包給馬可尼負責，馬可尼公司也認爲可以幹，他可在英國找飛機公司去合作，當然這要花更多的錢。我考慮到：一、飛機究竟是我們最熟悉，拿出去請人家改型，不像話；二、自己幹省錢，可爲國家節省大量外匯(三七工程飛機改型設計和顧問費要價450萬美元)；三、自己改型，雖然有風險，但可逼我們自己在技術上多學一些東西，而熟悉先進航電這條路，遲早要走出來的。因此，在與廠裏同志商量以後，我就表態由我們承擔不要英方管了。現在看來，連同我在談判中竭力堅持馬可尼應無償向我提供平顯軟件並隨後無償培訓這件事一起，爲我們後來擴大出口改型掌握了主動權。

　　從急需改善我空海軍裝備出發，1979年我國即成立了總參、工辦、三機部、四機部空海軍組成的殲7、殲8改裝領導小組，由段子俊、曹裏懷分任正、副組長，中央由王震副總理直接抓。鄧副主席曾指示王副總理，要求速辦，王副總理十分着急，曾有批評。爲了要出國簽訂合同，三機部、四機部聯合向中央寫了報告請示，中央主席、各副主席全部圈閱同意，並有具體批示，如引進生產線的國內建線費用如何處理等，事情辦得很慎重的。

　　簽完合同，我們就回國了，但孫肇卿同志留英長駐了，所以後來在北京向部黨組彙報，向殲7、殲8改裝領導小組彙報，都是我具體做的。曹裏懷等領導同志對合同和引進設備都認爲很好，表示同意。我還參加了國防工辦葉副主任主持，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總參裝備部參加的7項引進設備國內定點分工和費用的會議。會上研究，大氣機由161廠，雷達高度表由782廠，電臺及保密機由712廠，靜止變流機由秦嶺航空電氣廠，照相槍由248廠，測距雷達由781廠，平顯由171廠(電子及總裝)及248廠(光學部件)分別定點形成生產線。

　　合同簽訂一個月後，中英雙方互相發出了政府批准的文件，合同正式生效了。我們的飛機改型工作、馬可尼的研製工作、雙方如何合作的談判、引進生產線的具體條款談判都接着全面推進了。7項引進設備中，馬可尼公司除負責系統綜合外，自己生產4項，其中平顯是小改型，大氣數據計算機是大改型，測距雷達是全新研製的，電臺也是全新研製但合同前早已開始並不是專爲我們的。此外，靜止變流器是購自美國的成件，照相槍是英國另一公司的改型產品，雷達高度表則是由我們單獨與斯密司公司訂的合同。總之，馬可尼公司的研製工作量也不小。

　　合同生效後，北京成立了“殲7改裝聯合辦公室”，總參、工辦、空軍、三機部、四機部派人蔘加，我們部裏由楊鏞、毛德華同志爲首參加。也要求廠裏有相應的專職機構。不久我們老廠長孫志端同志調北京，謝明同志就任廠長，我就任副廠長、總工程師，但設計、引進出口仍由我分工負責。我們成立了外事辦公室，除一般的外事工作外，併兼引進的項目辦，由王寅恭副主任主管引進項目。

　　三、風雲變幻

　　在科學不發達的過去，“天有不測風雲”，而今風雲早已可以預測，可我們的經濟建設反倒像起過去的風雲來了。

　　1980年底，嚴格說12月29日，我接到部辦公廳電話，急事要我立即赴京，我立即設法坐飛機趕去，31日早上趕到段副部長辦公室，陳副部長已在那裏了，在座的還有中航技引進處處長柯德銘。到後才知道要研究上級決定撤銷馬可尼引進項目的問題，我的腦子裏不禁嗡的一聲：當初中央催得那麼緊的政治任務，現在一下子變得那麼快！

　　段部長正在工辦開會，等他回來前，陳部長和柯處長先向我談了情況，根據整個國民經濟調整的情況，12月23日，張愛萍副總理召開了會議，決定從馬可尼公司引進的項目“停止工程，撤銷合同，不再談判。”現在馬可尼公司及斯密司的兩個合同，預訂金已經付出，有關銀行的信貸保險、手續費、保函費也已經付出，國內飛機改裝等費用已經發出，如果退合同，預訂金退不回，約有600多萬英鎊，加國內費用，損失將達4000萬人民幣。

　　爲推銷殲7M型飛機，屠基達與中航技趙光琛、趙鳴歧軍等訪問泰國，在曼谷舊皇宮前合影。(1984、12、6)

　　他們算的經濟賬，我本能地談了技術賬：戰鬥機上裝平視顯示器是一大技術進步，是世界上的發展趨勢，1976年我出國去看米格-23，還是瞄準具，後來報導米格一25也仍是瞄準具，可見蘇聯在這點上已落後一步，我們殲7好不容易可以裝上這種F-16也纔開始用數字計算機進行火控計算實現快速熱線射擊，一旦放棄，何時再成？太可惜了。

　　當場，我們議論了經濟上要不損失，技術上又能保住希望，只能合同不退，設法把引進設備裝上飛機賣出去，以出養進。過了一會兒，段部長開會回來了。他說，上邊討論了國際關係的政治賬，特別是外交部對要退合同很吃驚，認爲我國在國際軍事貿易中，領導人說了話，不算，現在訂了合同又不算，今後國際信譽怎麼辦？

　　殲7M飛機英國對我們是比較開放的，法國的湯姆遜公司就未被政府批准來談，西歐是沒門，現在英國談成了，又要退合同，今後還和西歐打不打交道？會上又提出空軍沒錢，准許三機部改裝了飛機一起賣出去的想法，但曹副司令又不同意……

　　接着我們四人就討論瞭如何減少引進費用的方案，包括縮小引進數量，減縮引進生產線項目或暫時不引進生產線等。討論完，我就從部裏直接趕機場飛返成都了。

　　原來合同預定1981年1月份要去英國討論接口控制文件等，我們正在積極準備之中，這麼一來就出不去了。

　　2月12日，毛德華同志自北京給我打電話說，給上邊的報告尚未批覆，但看來不行了，工廠的飛機改型工作暫停吧。我說，廠裏工作早已全面鋪開，現在氣可鼓而不可泄，要停簡單，但再要啓動就難了，我的意見，我們工作先不停，等等上邊消息吧。

　　2月26日，空軍科研部章克文同志給總參裝備部打電話說：空軍看到了三機部給張副總理關於引進馬可尼項目的調整方案報告；現提出空軍意見如下，大意是，一、建議撤銷與英國的改裝合同，主要理由是改裝的殲7不能全天候作戰；二、若三機部堅持改裝下去，則費用由三機部負責解決；三、賠償英方的費用應由承辦單位三機部負責。

　　劉華清副總長看了上述電話記錄稿後批語：“殲7引進改裝的談判、考察、籤合同，三機部、四機部、空軍都參加的(總參籤合同時參加的)，去以前和回國後據說都向張司令彙報過，當時都贊成，現在要三機部負責賠償，將來定要扯皮。”

　　話又說回來，在談判期間，陳少中副部長指定我代表中方與馬可尼公司談引進的技術規範，並由我簽字，我曾向陳部長說，要我代表可以，但國內又有四機部，又有空軍，部內又那麼多廠所，是否以後內部先大家簽了字，然後我一個人與外國人籤？陳部長笑着說：“老屠，你真顧慮太多，我們共產黨辦事，一起討論定的，說話是算數的，用不着辦這種內部手續，你就大膽去籤吧。”陳部長說了話，我也不再說了。到了這當口，因爲國民經濟調整，空軍沒有錢引進，我看大家都是通情達理互相諒解的，你不說這個，而是把要退合同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到沒有改裝出全天候飛機這技術狀態上邊來，顯然無視合同談判你自始至終都參加的這個歷史事實，是嫁禍於人的。

　　接着按照上級的指示，孫肇卿同志在英國出面與馬可尼公司談判終止合同的問題。終止合同當然引起馬可尼公司的損失，不僅許多研製工作廢於一旦，而且元器件訂貨、外購設備訂貨都有合同，他都要退出合同，甚至爲了這個項目僱聘的人員都要解聘，這些錢加起來，預訂金是遠遠不夠的。以後每談一次，賠償金額增加一次，因爲他工作仍在按合同進度抓緊進行，我們什麼都未拿到，光往外賠錢，太冤了！

　　我一輩子爲了改善空軍的裝備苦苦追求，一不爲名、二不爲利，想到的只是一個革命者的責任所在，現在千辛萬苦幹，到頭來落個技術上不符合事後捏造的空軍要求，損失幾千萬元的罪名，多想不通呀。

　　3月中，我去北京，與中航技的劉國民同志等一起研究了約旦來買殲7的事情，並決定用文字介紹引進設備的優點，向約旦推薦用平顯等改裝的殲7飛機(約方事先並未要求改航電)，約方4月中可答覆我們是否要引進西方的先進航電。4月份，中航技劉國民等去約旦，我們彭仁穎同志參加了，約方正式表示要裝有平顯的殲7飛機，但要同時實現其他改進項目。這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

　　四、絕處逢生

　　與約旦的合同，1981年6月簽字，8月付預訂金後生效。因約方急要飛機，雙方商定先交不裝引進航電的B型機後交M型機。

　　1981年7月，我們的一架飛機在外場發生一等事故，最高當局做了嚴厲的批示。才從“文化大革命”中全國有名的老大難單位復甦過來的我們廠，開始進行全面質量整頓，莫部長親率工作組來廠蹲點。飛機生產線上國產雷達出不來，發動機又常出問題，飛機出不了廠；殲7Ⅲ的研製進展緩慢，工辦很不滿意。現在又加上一個出口合同，與引進工作交叉在一起。我們的確處在內外交困之中。好在謝明廠長一貫對我支持和鼓勵，使我能沉着應付。

　　章克文同志的這個電話，斷絕了我們殲7ⅡA飛機爲空軍提供好裝備的單相思，只能被迫把勁使在做好善後工作上去。咬緊牙關，不使我們國家的信譽受到損失，不讓部裏賠冤枉錢，不讓引進工作的一切努力付諸東流，最大的風險和擔子都要擔起來。的確，我們的風險夠大了。比如，第一，全部引進生產線的7個專業廠和參加學技術的607所、613所、618所等研究所一下子全部退出這個項目了，領導機關的聯合辦公室也撤銷了，全部專業技術工作只能由我們飛機廠自己來承擔了。如要向英方提供武器彈道參數，本來是有現成的，但兄弟單位退出後不給了，我們只好下決心自己搞，並且逼着我們自己學火控精度計算。我動員陳金琰同志從氣動計算專業上轉過來帶人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約旦要改型的飛機，不僅進度急，而且改型項目多，沒有技術鑑定定型的時間，沒有迴旋的餘地，必須一次成功。比如他們堅持在機翼上不僅能裝瑪特拉R550紅外格鬥導彈，而且要外加一對掛架增加一對機翼副油箱。5月份我在京參加對約談判，他們非常明確地說，不加機翼副油箱，飛機就不要了，我們只好咬咬牙，答應他們。我說在技術上加副油箱重心配不過來，必須加配重，他們說寧可加配重也要改，就當場敲定了。我內心想的是進度太緊。

　　第三，進度問題更突出的是引進航電設備滿足不了飛機出口的進度，研製批新設備試飛時還不知道會出什麼問題，暴露出來的問題，能及時處理好嗎？指標精度能達到嗎？新設備投入生產後沒有我們先用一段時間的熟悉考驗期，會出洋相嗎？更何況合同訂的飛機出口時間要早於引進合同的設備進口時間半年。但飛機出口時問晚了約旦就不要飛機了，這個風險，陳部長說就冒了，我們看也只能如此。我們飛機廠答應的話是簡單的，但這是一付千斤重擔。

　　兩個合同這樣的複雜交叉，我們並不願意，但又是自願的，我們沒有向部裏討價還價，我們甘冒風險。

　　1981年9月10日，陳少中副部長帶工作組來廠，在我們招待所召開有20個廠所參加的殲7B型和M型技術經濟協調會，即有名的7819會議。

　　在此以前，9月1日莫文祥部長即對我們說“出口約旦的合同，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戰，必須統一思想，打好這一硬仗。”

　　事實上的確如此。要救活引進合同，只能抓住唯一的出口機會，而要達成出口合同，又必須答應對方的進度和技術要求。三機部和我們廠都被逼上了梁山。

　　所以陳部長在7819會議說：“殲7B型機和殲7M型機，要一次試成，要冒這個風險。總設計師要給下邊承擔責任，部長要給總設計師承擔責任。無限風光在險峯。搞成了，132廠算闖了路子，要請國務院給你們半噸重的勳章。……做好這篇文章，要打105分。”

　　掛半噸重的勳章，我們沒有這個奢望，我們國家也不興這個，但爭取打105分，倒是有此雄心的。實際我們廠面臨的這個工程，不是兩個改型機型而是三個改型機型(還有殲7ⅡA)同時並進。要搞好它，不像放原子彈、放衛星那樣一鳴驚人，但擺在一個廠的力量面前，是夠掂量的。何況我們廠還有企業整頓、Ⅲ型研製、批生產等任務。

　　出口合同的16個月內即1982年，就要交付20架殲7B型機。B型機要改進飛行員彈射救生性能，要提高飛機成附件壽命，並必須裝上紅外格鬥導彈。

　　當時我們國內沒有瑪特拉紅外格鬥導彈，處理設計交聯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且，我們出口的飛機既能裝它，就應該試驗驗證，不能一掛了事。試什麼呢？導彈掛架是改型的，轉接具是我們新設計的，懸掛後外形、氣動性能、重量均起了變化，電源系統採用了靜止變流器，這些，要進行風洞試驗，系統功能試驗、強度試驗、地面共振試驗及空中投放試驗等。而更重要的，要進行防止空中停車和武器發射的一系列試驗。格鬥導彈採用丁羥複合炸藥，總沖和比衝高，煙霧大，對我們潑辣性不好的渦噴7乙發動機易於引起空中停車，所以必須採取防止空中停車的措施，即飛機上有一套聯鎖點火裝置，發動機改爲煤油啓動，以避免汽油在高空產生氣塞。設計的聯鎖點火裝置連同改裝的發動機，由設計所副所長沈泳沅同志主管，去630所做了18次地面小火箭吞煙試驗，24次空中吞煙試驗，結果可行之後，再改裝上飛機，由我們廠自己作實彈試飛。1982年10月，殲7B型機由副總陶發寬同志帶隊轉場至西昌試飛。不料，第一次發射火箭彈即發生了空中停車。幸而改型的發動機我們已進行四次空中停車後一次啓動成功的試驗，這次意外的停車，空中啓動也成功了，飛機安全返航了。但如吞煙後會空中停車，打起仗來是不容許的。這事可大了，年底要交出20架飛機呀。我帶着鉛塊似的心情，趕到了西昌。

　　試飛員李湘君大隊長反映，發射導彈後，飛機被黑煙罩住約一秒鐘，飛機顛簸似騎野馬約10秒鐘，並且風擋一片模糊，影響進場着陸。我看了飛機：發射架、進氣道、中錐、垂尾前部、風擋玻璃有一片白色沉澱物，發射架前端有局部燒蝕痕跡。經過查看了儀器記錄與大家分析，停車原因首先是聯鎖點火時間稍晚於飛機吞煙時間，其次是飛行員沒有掌握好發射導彈後的飛行姿態，飛機大量地吞了煙。這些，都是可以改進的，但是改進再試，年底交飛機，來不及了。我們決定冒一次風險，飛機改進後先交出去再補做試驗，於是把我們的技術分析報告給部裏。經部批准，20架殲7B型飛機年底按合同交付裝箱發運。以後在1983年8月，我們轉場至一基地進行了五次空中實彈射擊，都未發生空中停車，我們這才放了心。

　　兩架改型的殲7ⅡA飛機，除裝備從馬可尼等公司引進的7項航電設備以外，還裝有7項羅綜一2等國產新設備，飛機上做了上移空速管等11項改進。1979年10月三機部在我廠召開了有空軍、四機部及有關廠所參加的方案論證會和成品協調會。以後1980年7月引進合同簽訂後，三機部於1980年10月向我廠下達了殲7ⅡA改型任務，並同意我廠上報殲7ⅡA飛機總方案向總參轉報。

　　引進工作中，籤合同後我們與英方進行了五輪技術協調，簽署了接口控制文件，討論和制訂了設備試飛的大綱，向英方提供了各項武器的彈道參數，覈算了系統精度；通過預研機的試飛，向英方提供了空速管激波修正量、改進傳感器修正曲線，雷達高度表天線造型、電臺天線配置方案；審簽了馬可尼起草的飛機安全試驗程序等四類程序；派人蔘加了英方的各項試驗及四套預生產型設備及地面系統試驗檯的驗收，按英方技術要求在我廠建立了一個系統試驗的工程試驗室……所有這些，對我們廠來講都是全新的業務，如果引進工作按原定計劃進行，其中很多工作可以依靠各設備的引進廠和專業研究所，但現在不行了，逼着我們自己一邊學一邊幹，在探索中一步一步前進。

　　1982年10月，兩架全新的殲7ⅡA型飛機，經過工廠調整試飛後，轉場去630所進行全面鑑定試飛。國內第一架裝平視顯示器的飛機首飛的飛行員是我們試飛大隊副大隊長餘明文同志。在我廠及630所共試飛212個起落，包括在大連的雷達精度試飛。事先有4名試飛員曾赴英接受培訓。

　　試飛中，各項引進設備不斷髮現故障。這些從客觀上講，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平顯顯示重影、抖動、中斷；雷達高度表低高度及高高度亂告警；照相槍卡片漏光；靜止變流器三相不平衡；大氣計算機輸出達不到警告範圍；電臺發射時嘯叫等等，特別是測距雷達截獲進氣道和截獲地雜波兩大難題，解決它們真是費了不少周折。解決這些引進設備故障主要要英方處理，但是有時扯皮扯得很厲害。他們往往要找飛機或飛行中的毛病，說你飛機有干擾呀，安裝得不好呀！或者乾脆說這不是問題，想矇混過關。反正我們要卡住試飛中發現的質量問題，也得有技術上的說服力，客觀上逼着我們的技術人員往技術深度鑽。

　　1983年7月，我們的飛機在大連試飛，我率人去大連與英方談判，10月又去北戴河與英方談判，1984年1月去英國催促驗收，往往都是在幾天的脣槍舌劍之後，才最後碰杯談友誼了事的。在大連那次，英方善於扯皮的技術經理硬說雷達是好的，只是飛機在航路上遇到了山頭或大樹，所以截獲了不應有的地雜波，而且逼着我們馬上把數據從西安送來，可是我們分析飛行線路上沒有那麼高的山，絕不是這個原因。後來他又說除非是脈衝多卜勒雷達，否則總會有地雜波，好像技術規範不對。我們分析後要他改進內部線路，他又說了可以改，但一要有足夠時間，二要影響距離分辨率和試飛結果……扯皮扯得沒完沒了。我們必須在卡住質量和保證進度之間做出最好的選擇，因爲飛機出口進度等着要合格的裝機設備。改進，再試飛，再討論，幾次一反覆，而且設備改進只能在英國，進度拖了。

　　向英方交涉他們拖了進度，他們拿出日記說，你們試飛拖了進度，哪天到哪天本來可以飛，你沒有飛……使我們哭笑不得。英國佬的工作比我們細，習慣也好，他們出差在中國，每天都有詳細的工作日記，而且每天要中方代表審定認可，日後可以作爲正式依據。而我們往往忙了一天之後，就只想明天如何了，不嚴密。後來談的過程中，他們又把開始執行合同時，我們國內動搖，與他們幾次說退合同，我方推遲派人出國、談接口拖後5個月等原因，認定導致合同拖進度是中方的過失，我們啞巴吃黃連，有苦不好說。

　　在裝機試驗前，我們及時發現了飛機上的國產風擋玻璃光學質量差，用平顯校靶鏡校靶不行，於是決定緊急從英國“三重”公司引進光學質量較好的風擋防鳥撞玻璃，這就又增加了一項配套引進。

　　五、背水一戰

　　打不好殲7M型飛機首次出口這一仗，我們將連同航電引進一起全軍覆沒，這的確是前臨大敵後無退路的背水之戰。

　　殲7M型飛機是要裝全套引進航電設備和配備紅外格鬥導彈的飛機，所以要全部繼承殲7ⅡA及殲7B的改進成果，此外按合同還要進行其他改進。所以我們通常講殲7M型飛機即廣義的包含了殲7ⅡA及殲7B的共同成果。

　　殲7M出口合同簽訂之後，我們在抓引進及殲7ⅡA的同時，立即就着手改殲7M的其他改進項目。提高外掛能力、增加續航時間和距離，是殲7M另一項重大改進。這要求飛機機翼增加一對掛點，使全機增加外掛能力，可同時外掛三個副油箱，也可加掛火箭炸彈。這樣，燃油系統、武器系統都要改進，機翼結構既要改進又要加強，重量大了，前、主起落架要相應加強。由宋開基同志主持機翼改進設計就是很成功的一個例子。從飛機制造經濟性和縮短研製週期出發，要求改進有最大的繼承性，設計的結果達到新殲7M型機翼與Ⅱ型機翼有75%零組件是通用的。由於設計上掌握得好，1981年11月即發出了改型圖紙，副總工藝師姜誠豪和副生產長鬍勳琪等率領廣大幹部、工人奮力拼搏，1982年底即完成了首批兩架份的機翼試製。以後經過9項強度試驗、機翼油箱的振動壽命試驗、機翼的共振試驗、全機的共振試驗等，終於達到可以裝機試飛的要求。

　　火箭彈射救生系統的提高指標，是在談判中逼出來的。約方本來要求達到零高度零速度安全救生，這涉及火箭彈射座椅和座艙蓋兩方面的問題。火箭彈射座椅可設想買個馬丁貝克零零座椅，但座艙蓋要達到零零指標也不容易。何況國外採購座椅要花很多錢，我們自己的座椅又出不了口。因此，我們耐心地和約方談，最後達成零高度小速度130千米每小時的協議。我們原來的座椅是零高度250千米每小時的指標，要提高。130千米每小時的小速度指標是蘇聯米格-21MΦ和米格-23的指標，所以約方能夠接受，我們根據過去的試驗分析感到也是可行的。有速度彈射試驗要由航空救生所組織去蘭考試驗場做火箭滑軌試驗，所需人力、物力及費用都很大，我們座椅設計組研究後提出請西安飛行試驗研究所協作用轟5飛機地面滑跑進行小速度試驗的大膽建議，我很支持這種首創精神。經派人與西安飛行試驗研究所商定後，由設計所副所長杜志光同志帶人去西安飛行試驗研究所，不僅很快圓滿地完成改進指標的目的，而且節省了費用和時間。

　　機翼上加掛副油箱後，要改變全機的輸油控制，我們在一年的時間裏，對四種設計原理方案用簡陋的設備進行了四輪地面試驗，分工這方面工作的副總設計師彭仁穎同志爲此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地面試驗成功之後，26次地面開車測試試驗，空中投放了14個副油箱，終於認可了設計方案。

　　沒有裝引進設備的殲7M型飛機，於1983年8月30日即首飛上天了。又用改裝飛機做了其他項目試飛，初步判斷飛機結構及系統改型是可行的情況下，1983年10月我們就決定冒險投入10架份飛機的零件生產，搶出口飛機的週期。

　　按照飛機制造的規律，飛機型號的研製，除了指標方案論證報批以外，首先要通過完整的定型試飛，暴露設計中的問題，不斷加以改進，然後進行設計定型。定型以後又要以幾十架飛機分成若干小批生產反覆進行工藝鑑定，最後達到生產定型，才能成批生產，以保證穩定的產品質量，這就是生產飛機的四階段。但是出口飛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允許我們走完四階段，而出口飛機的質量又必須得到充分保證。所以除了設計上必須反覆論證、精心從事、嚴格試驗、避免差錯以外，製造上只能設法通過這十架飛機的製造，做好1300多項新零件的工藝鑑定工作。這樣的做法，對我們廣大工藝人員來講既是空前的又是責任重大的。

　　從技術上解決這個工程錯綜複雜的矛盾，我們採取了分散矛盾逐個吃掉的方法。除了設計、試製、地面試驗以外，不算開始飛天線的試驗機，我們先後共用8架飛機進行驗證鑑定試飛，共飛了489個起落。用兩架殲7B型機飛掛裝格鬥導彈及防停車措施、兩架殲7ⅡA飛機飛引進設備外，又用一架改裝飛機飛外掛物投放及武器發射，另一架改裝飛機飛燃油系統，用兩架M型原型機飛飛機性能、操穩特性，之後再補裝上引進設備作殲7M型飛機的全面試飛。除兩架殲7ⅡA外，其餘6架飛機都是工廠自己飛的。我們使出了渾身解數，拳打腳踢，全面開花，從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爲了保證出口工程的完成，部裏對我們首次實行了技術經濟總承包，這項改革的嘗試，也是殲7M研製的一大特點。在與部機關協議好總承包的條件後，我們首先組織了一個“BM工程技術經濟聯合辦公室”，由設計、外事、計劃、財務等部門抽人組成，由設計所技術室主任許德同志兼任辦公室主任，由我和經營副廠長張建勳同志直接領導，副總會計師王恩榮同志也積極支持。我們制定了研製費用內部包乾的管理條例，應用網絡管理，落實各子項目的承包，建立嚴格的費用覈算程序和合理的獎勵制度，設立攻關獎和節約獎，推動所有研製人員人人當家理財，事事節約算賬，使技術方案儘量優化。如上邊說的用轟5飛機地面滑行代替低速度火箭滑車試驗的建議落實後，不僅搶前了半年時間，而且節約了20萬元研製費，B型機試飛承包後，試飛大隊、飛行試驗室和設計所研究後，節約了十個試飛起落，節約研製費3萬多。我們都給有關人員發了節約獎。小頭給個人，大頭在工廠，我們最後算賬，整個引進及出口工程承包總費用中，大約節約出了2千萬元成爲純利，爲工廠的發展和集體福利在資金上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引進設備經1984年4月由西安飛行試驗研究所最後完成了試飛結論，1984年3月我帶隊在英國接收了第一套生產型設備，比預定的速度拖後了11個月。不管怎樣，萬事開頭難，以後就可以陸續交付了，陳志立同志作爲我們的總代表留在英國。第一套設備以最快的速度運回國，在廠內做了預定的地面試驗之後，1984年4月完成了第一架完整的殲7M型飛機的總裝，1984年7月第一小批飛機經過出廠試飛勝利地裝箱發運出口，同年底完成第一個30架飛機的出口，1985年5月前全部60架出口飛機已發運完畢。這一驚人的速度，是由任何重大步驟都保證一次成功、緊張的組織工作和確保質量的技術工作作後盾，廣大職工辛勤勞動的成果。也是在上級正確領導和兄弟單位大力協作下全廠上下決心爲國爭光爲民爭氣的一曲勝利凱歌。

　　我國和我們部的國際信譽保證了。引進合同和2億多美元的出口合同保住了。背水之戰勝利了。殲7M型飛機在嚴峻的條件下誕生了。適應國際市場激烈競爭需要的冒險路子走通了。

　　這裏要說清楚的，完成出口的時間，大致也比開始預定的時間晚了11個月，但這是中航技副總經理劉國民同志不斷與約旦談判後取得約方認可的，他爲此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正像陳少中同志在1984年11月殲7M型飛機鑑定大會上所說的：“殲7M型飛機是我們拿在手裏的輕型殲擊機中最好的飛機……它從開始下決心到現在研製成功，是一個大膽嘗試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果斷的決定，表現出勇敢的進取精神，可以說是在特定條件下執行特定的任務。”高鎮寧副部長出席了鑑定會，代表航空工業部宣讀了賀信。外事局孫肇卿局長以十分激動的心情回顧了五年多來的艱難里程，滿懷信心地展望了殲7M型成功後出口的前景，並特別向他任外事局長三年多來在精神上給他以支持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是的，沒有這五年生死與共的共同奮鬥是難於體會他的心情的。此時，我這被歷史推上了馬可尼引進項目和殲7M型飛機改型出口的主角，激動得眼眶充滿了淚水，五年的辛苦總算有了結果，國外的壓力和國內的危難，此時都拋向了九霄雲外。

　　支持我們這個工程的領導包括段子俊、陳少中副部長，還有崔光煒、何文治副部長，飛機局的張金波、毛德華、李周書、陳寶琦，各位局長都先後管過我們這個工程，支持我們的兄弟單位，除中航技外，如西安飛行試驗研究所、黎陽公司等，就更多了，他們爲工程都盡了很大的努力。

　　這時，陳少中同志已經從副部長崗位退下來了，我也不可能爲在整個工程完成過程中作過巨大貢獻的同志向陳部長要求他兌現過去的許諾：“請國務院給你們半噸重的勳章”。我向高部長請示，可否給立些功，但沒有成功。殲7M型出口，此時只剩下了中航技公司一級的經濟意義，失去了主要裝備我們空海軍本應有的政治意義，因此沒有嘉獎，沒有頌歌，沒有鮮花。

　　從另一方面看，最大的收穫是否定了一路上的各種非議和可能遭到的厄運，因爲如果不成功，還不知道單位和個人的風險有多麼大。

　　1983年初，航空部召開企業領導幹部會議，大會上張愛萍副總理講了話，批評航空部引進上的三件大事是三大洋馬，第一是引進斯貝，第二是引進馬可尼的航電，第三是海豚直升機，要求吸取教訓。我當場聽了，腦子裏纔有些清醒：爲什麼不少原來參與這項目的同志後來與我們保持距離不積極了，原來領導上對沒有退掉合同，意見還很嚴厲呀！後來，部裏組織了三項引進的調查組下來調查，我只能如實向調查組做了彙報，這是一個黨中央正副主席全部批過的項目，不是三機部私自行動……他們怎麼向副總理做出交代，我不知道。但至少讓我預感到在向殲7M型飛機成功的頂峯攀登的時候，弄得不好，大約會掉下深淵，粉身碎骨的。因爲全局性的不成功是存在的：引進工作上技術失控、或不適用或質量很差或吃了大虧；出口改型不能一次成功出現大問題，或性能達不到合同要求或進度嚴重拖後或質量太差，導致買方終止合同要求賠償——這一切，恐怕就不僅是技術問題、經濟問題了，還可能成爲政治問題上綱呀。

　　六、柳暗花明

　　爲了在文字上留下航電引進和飛機改型出lZl中的技術經驗，我組織了殲7M等三個機型的經驗總結，出版了兩冊研製文獻。在沒有更高的上級鼓勵我們，整個工程還處於低谷的1984年6月，我爲文獻寫了一篇代序“成績和光明”，用我微薄的力量努力鼓勵我們有些精疲力竭的技術人員，提出了平顯等航電設備在殲擊機上將必不可少，包袱會轉化成起飛的助力，特別是在出口機型上。五年後的今天，令人欣慰的是：事實證明這是對的。

　　1983年7月，殲7ⅡA在大連試飛，西安飛行試驗研究所爲主，我們參加，條件是很艱苦的。我們正在孫肇卿同志主持下與馬可尼的人談預生產型設備試飛的問題，劉國民同志陪着巴基斯坦空軍參謀長賈瑪爾中將來大連看殲7ⅡA飛機了。在聽了我和邱普達同志介紹飛機及引進設備情況以後，在機場停機坪上，賈瑪爾看了飛機上裝的平顯等，連聲說殲7飛機改裝了先進的航電設備，太好了，符合殲擊機的發展方向。當場表示了要這種飛機的意向，兩個月後將派飛行員來中國飛這種飛機，但是有兩點要求：一、飛機試飛之後最終要以實彈打靶來驗證火控系統水平；二、希望英國設備在中國有生產線，這樣比較放心。

　　以後巴空軍的確派出兩位有經驗的飛行員來西安飛行試驗研究所試飛殲7ⅡA飛機，共飛19個起落。

　　在中航技積極推銷活動中，1984年4月及11月，卣埃及兩次派飛行員來我廠試飛殲7M型飛機，主飛的是參加過中東戰爭年近50的給克里少將，試飛以後，他向空軍司令希勒米中將報告說：“這實在是一種極好的飛機，好極了。”“飛機操縱性能好；在空中使用平顯，字符清晰，性能很好；機翼上增加一對副油箱航程加大了；換了新導彈，增強了攻擊能力。我從內心裏喜歡這種飛機。”

　　外國人買飛機，可苛刻了，在我們國內飛還不夠，還要送到他國內去飛。1984年6月，應巴基斯坦空軍的要求，兩架殲7M飛機轉場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基地，開始由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飛行員進行實彈打靶和對抗飛行。當時我國空軍還沒有空空機炮實彈打靶的能力。陳寶琦副局長和我廠謝安卿副總工程師率我廠和西安飛行試驗研究所等兄弟單位一行共30人一同前往。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共組織了20個飛行日，40個起落的飛行。分別進行了空空機炮、空地機炮、空地火箭和空地炸彈的實彈打靶，以及與殲6、幻影5、F-16的積極對抗飛行。這是殲7M型飛機的第一次實彈打靶和與西方飛機實戰模擬，也是巴方飛行員第一次在殲7M型飛機上進行這類飛行。即便如此，打靶結果還是證明殲7M型的火控系統精度比原殲7M的瞄準具精度提高一倍。至於飛機，巴方飛行員認爲“幻影5飛機除續航性能外，空戰是打不過殲7M型飛機的”，與F-16比，雷達和機動性都不如F-16，但可以與之周旋。後來賈瑪爾中將對劉國民同志說：“殲7M型飛機在巴基斯坦打靶結束後，我召集有關軍官認真地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爲各試飛科目進行得很順利，飛機很好，加深了我們對殲7M的瞭解，飛機打靶非常成功，你們專家工作很好。”

　　殲7M飛機這次出國亮相，對阿拉伯世界的各國空軍，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爲殲7M的繼續出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前景。

　　1986年，第一批可掛裝PL-8導彈的殲7M型飛機交付了我國空軍。

　　幾年以後，1989年12月，我們出口的殲7P(給巴基斯坦的殲7M)在巴基斯坦一次大規模空軍軍事演習中，創造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績：

　　1。在18架殲7P和6架F-16均每隔10秒鐘起飛一架的情況下殲7P連續起飛成功率爲100%，F-16爲80%；

　　2。空中遠距搜索，F-16大大優於殲7P；

　　3。空中近距對抗格鬥，F-16和殲7M評分成績基本相等；

　　4。緊急起飛，評分成績殲7P優於F-16。

　　殲7M型飛機在外國飛行員手裏發揮出了巨大的潛力。板蕩識忠臣，路遙知馬力。它已成爲我國軍機出口的支柱，創造了一個機型出口創匯最多的紀錄。主要爲了出口，最後共引進380多套馬可尼航電設備，裝備飛機。

　　1985年，殲7M飛機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作者注：在申報獲獎人名單時，我曾建議加上中航技的有關同志，但此事無果而終)。

　　開始談判航電引進後的第十個年頭，1988年，殲7M型飛機獲得國家質量金獎。這是國家給予10年來爲它出過力的全體人員的最高榮譽。

　　(本文節選自《淡墨集——飛機設計師屠基達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