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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衛生部全國細菌耐藥檢測網負責人肖永紅透露,在我國的藥物不良反應報告中,至少有1/3以上是和抗菌藥有關。近日衛生部將出臺抗生素相關使用標准,用量超標嚴重的醫院,甚至將從三級降為二級。(2月25日《京華時報》)
我們住院病人抗菌藥物的費用佔總費用的50%以上,國外一般在15%到30%。另外,還有數據顯示,當下多數醫院的藥物收入佔醫院總收入的一半左右,而抗生素又佔藥物收入的一半左右。這種藥物上的支出與消費,有可能並不是完全因為病情所需。
衛生部公布的一份統計年報顯示,住院患者中,僅有10%的人是因為細菌感染,加上院內感染、手術預防用藥等,需要用抗生素治療的比例在30%左右,但臨床已經達到70%。為什麼當下抗生素被濫用得如此厲害?答案只有一個,它背後是以藥養醫在作怪。
抗生素使用其實並不缺少標准,包括使用標准以及用量標准。問題只在於,這種客觀的標准一再被人為漠視,在這種『出位』觸目驚心的前提下,衛生部出臺統一的衛生標准,這是一種警告與重申,很有必要。但是,在『用量超標嚴重的醫院將降級』這件事情上,卻很有可能會留下彈性過大的空間。什麼叫『用量超標嚴重』?誰又知道管理者心目中的『嚴重』是怎麼樣的?有沒有一個具體的、嚴格的數值?
此外,監督與執法的主體是誰,采取什麼樣的方式進行監督,這也是個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是有過很多前車之鑒的。比如,醫生收藥物回扣,明明被寫入法規,相關部門也多次出臺了關於打擊醫療回扣及收紅包的管理規定,但因為缺乏這種明確的執法主體,以及合適的監督形式,導致政令難以產生現實效應,失去社會公信力。在治理抗生素濫用上,會否再跌進同一條河流?
以藥養醫的根本癥結,在於政府衛生投入不足,醫院必須得靠『藥物經濟』來支橕醫院運行與發展,它並非一個純粹的醫療素養低、醫德壞,或者規不規范的問題。如果政府不在投入及養醫上下足功夫,『降級』這樣一種管理辦法能不能實現良好初衷,其實是值得懷疑的。試想,醫院是怕被降級,還是怕經濟入不敷出、窮困拮據,乃至是走向破產?□吳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