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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911》是散文作家伍立楊的最新著作,已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中國1911》出版之際,恰逢辛亥革命100週年。更爲難得的是,該書運用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新成果,引用新發現的史料,同時對舊材料的重新解讀,爲學界所關注。
三卷勾畫一幅民國曆史畫卷《中國1911》全書共分三卷:第一卷“莊嚴光輝的新頁——武昌起義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寫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因後果;第二卷“爭取自由的樞紐——跌僕迭起撞擊專制酷虐”,寫辛亥革命爆發前的社會背景及辛亥黨人此前的歷次努力;第三卷“抗禦奴役完成使命——繼續辛亥革命結成光榮之果”,寫辛亥革命的後續事件,直至1928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書中對狹義的辛亥革命(即武昌起義)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具體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夾敘夾議的講述;又以同盟會人物爲主軸,以倒敘的方式講述了廣義的辛亥革命。
運用《辛亥首義答客問》等新史料《中國1911》史料詳實,構思精妙,行文暢達,文采出衆。在史料的佔有上,《中國1911》較之以往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具有更爲明顯的優勢,其中包括對新史料的運用以及對舊史料的重新解讀。比如:以前曾有一些論文或言論,對同盟會和武漢革命黨人即狹義辛亥革命的發動者,這兩者的關係,認爲疏離甚至對立,或以爲孫中山先生對武昌首義並無指揮關係,但伍立楊從辛亥革命志士熊秉坤的回憶錄中,客觀地印證了孫中山先生對於辛亥革命以及武昌起義的精神領袖的地位。伍立楊還通過對舊史料的新解讀,得出共進會、文學社與同盟會之間關係的新結論。
辛亥革命親歷者萬耀煌的《辛亥首義答客問》和張任民的《我參加辛亥武昌起義憶述》,則是最新運用的史料,這一類材料在2010年以前出版的辛亥革命著作中尚未見到徵引及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