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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愛情看上去有些“高不可攀“,在家鄉尋覓那個“她”也並非易事……
新生代農民工“情歸何處”?
過去幾載與城市女孩的戀愛“征戰史”都以失敗告終,挑戰着來自陝西農村的農民工武強尋找城市愛情的勇氣。雖然如此,他現在最大的理想,依舊是繼續尋找一位城市女孩爲伴做妻。
武強已過而立之年,中專學歷,目前沒有固定職業。他長期在城市打工,已和農村姑娘沒有共同語言,卻與城市女孩相處愉快,這讓他一直堅定要找一位城市伴侶的目標。然而,他卻發現,將理想轉變爲現實,是難度太高的一件事。他告訴記者,日益不穩定的婚戀問題不但深深困擾着他,還有他的衆多工友。連日來,記者通過對一些農民工婚戀經歷的採訪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問題已經成爲普遍存在的社會難題。
找個結婚對象咋就這麼難?
城市中的愛情看上去有些“高不可攀“,在家鄉尋覓那個“她”也並非易事。
在北京做裝修工人的王鵬每年春節回一趟家,熱心的鄰居、親戚和紅娘都忙着給他介紹對象。他跟對方還沒完全熟悉,就又背上行李回到打工的城市。想念時,他們只能靠電話和網絡互訴衷情,半年甚至一年也難見一面,於是,最終漸漸失去聯繫。
王鵬曾想帶上女友一起外出打工,這樣就要求兩人能在一個城市或一個單位,可現實情況難如人願。王鵬每天的生活就是“兩點一線”。屋外是繁華的都市夜色,屋內卻是日復一日的獨身蝸居生活。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開始大批步入婚嫁之年,伴隨社會結構與觀念的嬗變,他們滋生於城市生活土壤中的婚戀愛情經歷已經迥異於上一代農民工。當他們的物質權益保障日益引起重視時,他們的精神世界凸顯出的問題也開始浮出水面。
記者隨機採訪一些農民工,多數人認爲打工生活最重要的並不是累,而是空虛寂寞。這種現實的生活狀態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正常擇偶。
劉天宇2000年來北京某印刷廠工作,如今已經30歲,至今沒有成家。雖然在京工作,但他的工資待遇並不高,每月僅3000多元收入,除了給家裏寄點外,剩餘的錢只夠自己開銷。他也想在老家找個對象,可兩地分居並非他所願,帶到北京開支又太大,因此婚姻的事情只能一拖再拖。“找個對象咋就這麼難?”
女性農民工同樣存在這樣的困擾,29歲的陳美蘭在一家臺資企業上班,月收入3000元,在城市已經生活6年。現在,對於“奔三”的她來說,結婚成家成了最大的煩惱。“在城市裏,我這樣出身的女孩子其實很難找到如意的對象。”因爲農民工的身份,她有些自卑:“但是讓我回到農村找個對象也不行,沒有共同語言和愛好。今後的家在哪裏我也不知道。”
建築業、加工製造業——這幾乎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的就業首選。這些工作髒、累、苦,工資待遇不高,風險大,也難以獲得與女孩相處的機會。
而在一些玩具加工業、電子產品組裝服務業、紡織製衣業,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成羣結隊。職業搭起的圍牆同樣束縛着這些青春萌動的新生代農民工。
已婚者離婚率逐年增高
在城市中打拼尋找意中人難,而在老家已經成親的打工者,由於流動性強,離婚率也在逐年持續增高。
專家如此分析農民工的婚姻:婚姻基礎不牢固,結婚前未經充分接觸,相識數月或一年便急於結婚。而婚後忙於掙錢匆匆外出打工,沒有繼續培養感情的時間和機會。雖然法律上已有夫妻之名,實際上卻是形同陌路,這樣的夫妻之間一旦出現矛盾,婚姻關係便岌岌可危。
陳小云與張山結爲夫妻後,看到村裏進城的年輕人都在家蓋了新房,夫妻倆也一起來到北京。在老鄉的幫助下,兩人很快找到工作,租了房子,安定下來。張山在酒店沒幹多長時間就被提拔爲大堂經理,陳小云人老實,一直在飯店當服務員沒什麼起色。慢慢地,兩人間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因爲收入差距的拉大,張山看不慣小云買的“廉價貨”,小云厭惡張山的“鋪張浪費”。終於有一天,兩人想到了離婚。
記者採訪發現,實際上,傳統的婚姻觀念對於新生代農民工的制約力開始越來越弱,在很多受訪的年輕農民工看來,離婚是自己的自由。一位來自安徽的農民工告訴記者,自己所在的村裏年輕人離婚已經佔了結婚人數三分之一,不少婚姻雖然維持着,也是名存實亡。
據相關部門調查得出的結論,農民工離婚率近年來高居不下,不少農民工長期在城市打工,已適應了城市的生活,與留守家園的配偶的思想、生活習慣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導致思想交流逐漸減少,夫妻感情也越來越淡薄。另外一方面,在家留守的一方不僅要承擔本該屬於夫妻共同承擔的勞作和育子之辛,更要承受巨大的孤獨之苦,所以留守一方出軌的也不在少數。
難以言說的“隱痛”
北京回龍觀醫院心理衛生專家劉華清曾隨計生委對農民工的性現狀進行過調研,在他眼裏,農民工在尋找正常婚姻生活遇阻的同時,隨之而來的就是無法言說的隱痛——性,這個略顯尷尬的字眼很現實地困擾着城市中的農民工羣體,並漸漸地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問題。
記者走訪北京一些建築工地周邊發現,這些區域總有一些閃爍着粉紅色霓虹燈、曖昧色彩濃厚的髮廊“若隱若現”。一位農民工告訴記者,有些從事着非法性交易的髮廊甚至跟着建築隊遷移。
一些正規的建築工地採取的是半軍事化管理,下工後除請假外,不讓工人外出,但在一些管理鬆散的工地,下工後的農民工百無聊賴,長期缺乏親情與家庭的約束,在一些人的攛掇下,一些農民工結夥外出“瀟灑”。
農民工羣體的兩性關係正迅速向多樣化和臨時性演變。對流動人口的相關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工對商業性性行爲贊成率男性爲32.8%,女性則爲21.3%;男性對臨時性性行爲贊成率高達45.5%,女性爲33.1%。
“這樣一個龐大羣體的性現狀不容樂觀,遠離家人,情感缺失,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道德失範的行爲。”劉華清表示。大量農民工婚姻家庭的解體,使其在自身生活蒙受陰影的同時也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部分農民工離婚後爲尋找精神寄託,參與賭博、嫖娼等違法活動,將淳樸民風和傳統道德棄之腦後,成爲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和諧因素。
他們的青春何處安放?
目前,民政、法律等相關部門已經對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等問題進行充分地關注。
在相關部門的努力下,一些建築工地已經蓋起了夫妻房,各級工會組織優秀節目、電影進工地,同時積極開展職工書屋活動,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來充實農民工的精神世界。
農民工婚戀問題研究者王晉臨曾專門做過調查分析,他認爲,實際上,農民工羣體存在的很多問題根源還在於戶籍等深層次制度原因,應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落戶附加條件,消除不利於農民工婚戀的體制和政策性障礙。同時給進城農民工提供公平發展的機會,包括就業、勞動報酬、子女受教育的機會等等……這直接決定着農民工能否找到好的工作和提高經濟收入,能否加強與家庭的溝通與交流。
他認爲,文化素質不高,道德自律能力較差確實也是誘發農民工婚姻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加強農民工思想道德和文化知識教育,對農民工進行普法教育也非常必要。
“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引導農民工樹立正確的婚姻價值觀念,是緩解農民工婚姻問題的重要途徑。”王晉臨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