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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福布斯》雙週刊網站3月28日文章】題:中國的企業責任?不用屏息靜待了!(作者理查德·克雷斯平)
如果你屏息靜待中國企業真正參與應對世界面臨的一些最棘手的挑戰———從氣候變化、飢餓到人權問題,那麼你至少要等到2012年,或許要到2018年。原因何在?政治環境、腐敗和文化是三個主要因素。但與此同時,仍然有抱希望的理由。
在《外交》雙月刊3/4月號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柯慶生撰文指出了在政府換屆期間中國執政精英階層的不安全感,執政階層的成員“必須樹立他們的聲譽,以保護民族自尊和國內穩定……”
不願履行企業責任的中國大型企業利用目前的環境,躲避真正的改革,繼續它們一貫冒險的做法。柯慶生寫道:“國內利益集團———如能源公司和金融機構……反對可能損害它們狹隘利益的政策改革。這些集團在更加多樣化的決策過程中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它們也能夠利用媒體和互聯網製造一個反對政策改革的國內政治環境。”換言之,目前,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高漲,這使得人數越來越多的好議論時政的階級可以安全地對官員提出批評,但只是從沙文主義的角度。與國際夥伴合作,就會被稱爲西方的走狗。
似乎至少擁有政府暗中支持的中國企業開展了人民幣外交———在各個發展中國家囊括各種礦產的採礦權、物權和交易權。中國到處派發裝着人民幣的紅包。正如美國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最近對我所說:“中國人到世界各地去,直接給這些國家開出鉅額支票。我們可做不到。”除了商業腐敗問題之外,越來越明顯的是,在解決社會問題或限制其自身的社會影響方面,中國企業沒有承擔起同樣的責任。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引起它們的關注。
但是原因何在?過去,中國依賴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不在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人的觀點似乎是,可持續發展是個奢侈品,只有富裕的西方有能力負擔。柯慶生寫道,但如今,“中國已變得如此強大,無法在其他國家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時袖手旁觀———更不用說從中作梗了”。柯慶生還寫道,事實上,沒有中國的參與,西方“在解決核擴散、氣候變化和全球經濟不穩定等緊迫的全球挑戰時,將面臨更大的困難”。
但是,在歷史的現階段,中國爲何似乎不願參與?正如我所說,政治環境和腐敗是部分因素,但還存在更深層的原因。
中國的企業文化恰恰不提倡責任。大部分企業要麼在封閉的國家所有制世界中生存,要麼在灰色市場中經營。數百萬家公司在私人註冊公司的官方領域外經營。沒有人確切知道私人公司對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有多大貢獻。中國公司的類別令人眼花繚亂,官方的數據沒有體現各類公司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
此外,對慈善的長期文化偏見阻止許多企業領導人真正承擔他們的社會責任。上世紀50年代共產黨鞏固對國家的控制權之後,國家不鼓勵個人爲解決社會問題承擔個人責任。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說:“以前,慈善被視爲剝削階級欺騙民衆的工具。如果你有錢捐贈,就意味着你是資產階級。如果你有理由捐贈,意味着國家沒有盡到責任。”
然而,也有變化的跡象。中國日益龐大的億萬富翁階層開始走上強盜式資本家的個人慈善道路。陳光標這樣的億萬富翁效仿卡內基和洛克菲勒,通過大筆而且往往是炫耀性的捐款成名。陳光標通過自詡爲“首席慈善家”來“喚醒”其他中國億萬富翁的責任,他的努力雖然可能會起到一些作用,但這並不能被稱爲真正從事慈善。這種懺悔的方式對於解決社會問題沒有多大幫助。
要讓全世界承擔起我們所有國家目前面臨的挑戰的責任,必須要有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和中國的真正參與。然而,除了北京和華盛頓所能採取的行動之外,企業也能發揮切實作用。柯慶生在《外交》雜誌的文章中呼籲“華盛頓和其他國家政府……在多邊合作努力中,始終如一地給中國一個積極的角色……”我要把他對政府的呼籲延伸至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