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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前讀萬卷書,成名後行萬里路
66歲的王立羣最近有了一個新稱號——“學術潮人”。
起初他並不知道大家爲什麼這麼稱呼他,後來看過一些觀衆給他的留言後才明白,原來,眼下央視《百家講壇》正在播出的《王立羣讀〈史記〉之〈大風歌〉》中,王立羣的語言風格讓觀衆覺得他很“潮”很“時髦”。
“剩男”“粉絲”“秒殺”“跳槽”“草根”……王立羣在講漢高祖劉邦的故事時,這些流行語被他應用得得心應手,他說劉邦這個皇帝很“有料”,說六易其主的叔孫通是“轉會王”,諸如此類。
這當然不是他第一次在《百家講壇》上露面,但這一次的王立羣讓觀衆覺得“很新鮮”。
從2006年首登《百家講壇》至今,這已是王立羣在電視上講《史記》的第六個年頭了。從漢武帝、呂后、秦始皇,到如今的劉邦,藉助電視這個大衆傳播媒介,王立羣成爲了普通百姓最熟知的學者之一。
而這幾年的講史經歷也讓他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王立羣說如果晚年他要寫回憶錄的話,這幾年應當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歲月。
王立羣的手機裏一直都保存着一條短信,那是2005年年底河南大學宣傳部副部長髮給他的:“央視來學校選主講人,編導們已分別見了三批老師,明天還有一天試講,速回。”正在外地出差的王立羣連夜趕回學校,用了20分鐘的時間講了《鴻門宴》中的項羽,央視編導當即選中他去主講《史記》,王立羣從此與《百家講壇》結緣。
很難說是閻崇年、王立羣、易中天、于丹這羣人讓當初的《百家講壇》火了起來,還是《百家講壇》成就了他們。每一位主講人在出書時,封面上都會有這樣一句話:“學者使電視深刻,電視讓學者有爲。”對此,王立羣這樣給本報記者分析:“沒有電視,我們對歷史的理解無法傳播到普通觀衆中去,是它讓學者有了用武之地。而只有讓學者作爲主力軍走上電視講座,才能使電視講座更有魅力。”
王立羣說,之前的數十年,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學術領域裏進行研究,在同行的“小衆”中進行交流,但自從在電視上講起了《史記》,他接觸了很多過去不太可能接觸的人,比如高官、鉅商、演藝界的精英、文化界的名人,當然,還有更多的普通百姓。這幾年,他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到美國參加“名家中國”的文化講座。雖然讀書的時間少了,但是,走了數萬里路,接觸了方方面面的人,這不但讓王立羣大開眼界,也懂得了閱人的重要。
如今的《百家講壇》已不像王立羣最初講《史記》時那樣紅火,但他依舊孜孜不倦地講着。如果說最初他只是想讓大衆更多地瞭解歷史事件和人物,那麼如今,他更希望人們在他對漢高祖劉邦的講述中,收穫一些對人生、社會的理解。
王立羣說,他現在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河南大學指導博士生學習專業研究,二是每月進京錄製4集《百家講壇》的節目,三是適當參加一些社會活動。這些工作中最重的仍然是《百家講壇》的講座,爲它準備講稿佔據了王立羣的大部分時間。業餘時間他喜歡打太極拳、聽音樂、散步。而目前,他最大的心願是,在經歷了長達12個月的講座錄製後,能好好休息一下。
【對話】
“人們痛恨‘小人’,可是,‘小人’的存在會使我們兢兢業業,如履薄冰,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
城市快報(以下簡稱“快報”):您這次講“劉邦”,在語言風格上有了很大的改變,更加時尚和幽默。這是您自己主動調整,還是應欄目組和觀衆的要求而改變的?
王立羣:這次講《大風歌》我加大了兩個方面的調整:一是內容上要更注重文化品位,二是形式上要更貼近現實。這是主動的調整,沒有誰要求我這樣做。適合大衆的語言媒介可以使更多的當代人更容易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用最通俗的語言講述最富有學術含量的內容,這是我的追求。它既保持了較高的文化品位,又讓更多的觀衆、讀者喜歡聽,願意看。這樣我們的工作才更有價值。
快報:這次講“劉邦”,您希望讓觀衆最深入認識關於劉邦的哪一方面?
王立羣:一個充滿市儈之氣的凡人、一個充滿自信的常人、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一位被大衆忽略的兵家奇才、一位善於因人成事的領導、一位不懂妻子又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心愛女人的男人。
快報:如果身在職場的年輕人想從您這本書裏找到職場生存手段,您認爲他們可以從劉邦身上獲取什麼?
王立羣:對人生的自信、與時俱進的學習精神、可以失敗但不可能被打垮的強大內心世界、善於“因人成事”的智慧、虛心聽取他人意見、善於塑造自己的美好形象,這些對今天在職場打拼的年輕人都有很好的借鑑價值。
快報:您在講劉邦的奮鬥歷程時,用了十六個字來總結:“高人指路,貴人相助,個人努力,小人監督。”前三句可能比較好理解,最末一句怎麼講呢?
王立羣:有“高人指路”,是一種人生的幸運,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幸運。如果有人欣賞、提攜你,你的成長、進步會較順利,這就是“貴人相助”。但無論他人怎麼爲你指路,都離不開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個人努力”。人的一生需要兩個字:一個是“勤”,一個是“恆”,真正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做到了,就是“個人努力”了。同時,人是有追求的,但這種追求如果超過了一定的度,就會迷失自我,這就需要監督。人們痛恨“小人”,可是,“小人”的存在會使我們兢兢業業,如履薄冰,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所以,“人小監督”同樣很有必要。
“克隆《百家講壇》非常困難,並不是每一家電視臺都適合做這種電視講座。”
快報:有人認爲現在《百家講壇》的學者爲了討觀衆喜歡,越來越重視故事趣味性,把歷史講成了評書。您認爲是這樣嗎?
王立羣:“討觀衆喜歡”不是一件壞事,關鍵是怎麼“討”。“越來越重故事趣味性”一點錯誤都沒有。做文化普及必須要有趣味性,否則觀衆不喜歡聽,根本談不上普及。但是,在故事性趣味性的背後,還要讓學術性、文化品位含而不露地滲透在電視講座之中。“把歷史講成評書”也沒有錯,關鍵是看誰在講,在哪兒講。在電視中講評書完全可以,但是評書要放在文藝頻道上播。《百家講壇》是科教頻道的欄目,不能在《百家講壇》上講評書,這一點是常識。我不認爲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現在正在播放《大風歌》,大家可以聽聽是不是評書。
快報:如今電視熒屏上出現了很多《百家講壇》這樣的欄目,您認爲這會是今後向公衆普及歷史的最主要方式嗎?
王立羣:可能是一種方式。但是,克隆《百家講壇》非常困難。我在《百家講壇》工作了6年,深知講好每一集都要付出艱苦的勞動,並不是每一家電視臺都適合做這種電視講座,最近幾年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這裏面涉及三個問題:一是合適的主講人,二是適合電視講座的內容,三是適應電視講座的表達方式。這都是舉辦這類節目的電視臺最頭疼的。
快報:對於目前的國學熱您怎麼看?
王立羣:目前的國學熱是兩個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國學自身的魅力;二是社會對國學的需求。國學是一國自有之學術,它植根於中國社會之中,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因此有着深厚的羣衆基礎。儘管它曾受到過非常嚴重的衝擊,但它自身的魅力是無法替代的。比如“孔子”和《論語》雙雙入選“中國文化符號”前20名即是一個明證。
快報:您認爲我們對待國學的正確態度應該是什麼?
王立羣:仍然是一句老話:批判地繼承。既不能全盤否定,又不能全盤接受。
本報記者 蘇莉鵬
(圖片由王立羣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