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人口普查時，因爲有些信息需要覈對，我接到了屬地派出所民警的電話，雖然人家特別客氣，但我還是緊張地搶先問了一句：好事兒壞事兒？

　　不是說我對警察不信任，也不是我有啥違法違紀行爲，而是心裏嘀咕，萬一牽連上什麼事兒，我這笨嘴笨舌的說不清咋辦？

　　好在我只是虛驚了一場。但同樣與警察打上交道的童衛紅就沒那麼幸運了。事情是這樣的：近日，湖南湘潭女子童衛紅因涉嫌尋釁滋事被山西警方通緝，信息顯示她在山西指使多人打砸飯店。童衛紅丈夫稱，妻子身體不好且嚴重暈車，6年來從未離開過湘潭，鄰居也證實童每天在家。警方卻說，通緝信息與童衛紅吻合，同案人員指認其爲在逃人員。目前童已被警方控制。

　　這個跨省通緝的緣由與結果如果讓人有點兒詫異的話，那其中還有一段插曲更讓人費解：童衛紅的丈夫李峯根據《在逃人員登記信息表》所留電話，聯繫上了山西省偏關縣公安局一位許姓民警。許姓民警勸李峯，最好讓童衛紅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李峯問：“如果案子辦錯了怎麼辦？”對方說：“可以申請國家賠償。”

　　好像家底多豐厚似的，說得輕巧，卻讓人聽得沉重。我覺得人家李峯壓根兒就沒想聽這種答案，估計他更想知道的是：你們有足夠的證據嗎？多久能還我老婆的清白？

　　從正常人角度講，誰也不願意被冤屈被錯抓，即使事後有鉅額賠償，也彌補不了精神上遭受的創傷。所以說國家賠償只是一種補救方式，這種本來“亡羊補牢”的措施不該作爲有可能“抓錯人”的擦屁股紙，否則只能說執法者太輕率了，而大衆也很難再有安全感。

　　也許有時候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就拿童衛紅這事兒來說吧，我覺得要弄清真相併不難，例如將偵查行爲確立在具有“關聯性、必要性、可能性”的一定量證據基礎上，就完全可能避免讓當事人陷入不靠譜的通緝中。

　　當然我這純屬是自說自話，人家警方自有他們的辦案程序和原則，咱們不能去幹涉、干擾。只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如此“錯抓錯賠”的案件並不鮮見，比較有名的如此前披露的佘祥林、王子發、趙作海等人的冤案，沒什麼名氣的也不少，例如跟童衛紅有些相似的廣州打工妹林貝欣，她也是從未出過省卻被浙江義烏警方作爲匪首通緝……

　　應該承認，我們的司法會越來越完善，這個過程中有些失誤、疏漏肯定難免，但也不能在有可能“亡羊”的情況下還不行動起來，就用輕飄飄的一句“可以申請國家賠償”來收尾解決。其實，最終得到國家賠償還是不錯的，《中國青年報》等媒體曾刊登過《穿得差也有罪嗎？》，報道了廣東省江門警方抓錯人的事件，人家就是不迴應、不道歉，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這跟後來的“躲貓貓”、“喝水死”等推脫手法都有一拼，讓弱者一點兒尊嚴都沒有。

　　人要想活得有尊嚴，有幸福感和安全感，我覺得包括司法在內的各種社會因素，都得更加公正、透明，再多些責任心，進一步加強監督機制，少些官僚話、套路活兒，別讓百姓沒做虧心事，還怕被找上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