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大批作家狀告百度侵權，看來無償盜用他人作品來賺錢，於法、於理是越來越吃不開了。

　　去年12月26日，忽接北京一位先生來電話，自稱是光明日報社《新天地》雜誌社的：“最近轉發了您一篇文章，從有關方面問來電話打給您，請示知您的身份證號碼及地址，以便寄稿費。”這有點像天上掉餡餅。一週後，果然寄來90元錢。這件事提高了我的“產權覺悟”。遂猛然想起，同樣是《光明日報》辦的某報，2009年11月5日5版以《冬天裏盛開的一朵菊花》爲題，轉載了我發在天津報紙上的《傅冬菊二三事》一文，至今已一年多，無聲無息。《新天地》打開了我的新天地。閒來無事，和《光明日報》駐津同事談及此事，這位熱心人立即給某報打電話查詢，三個多月過去了，迄今毫無迴音。這件事，頗像小品《賣柺》裏範偉的名言：“同是一家子人，怎麼境界就這麼不一樣呢？”

　　我們一方面認同“依法治國”，深知保護知識產權，人們才能嘔心瀝血搞創作，纔有科學文化的大發展；另一方面對知識產權卻或作慷慨狀不予計較，或慷他人之慨肆意侵權。這是“落落大方”的瀟灑呢，還是“18世紀”的積習呢？如今，我國出版界習於靠盜版、翻印發財的老闆們，在知識侵權上過去屢屢被老外、現在屢屢被國人抓住證據，兵臨城下，這也是時代的一種足音吧？

　　春節飯局上聽到一位朋友、原中央電臺高級翻譯尹元耀先生談到，二十多年前他給香港商務印書館編了一本大辭典，之後該館每年給他寄來版稅20萬港元。他說，內地有一位同樣也是編辭典的老先生，已去世多年，但，香港商務印書館照樣每年寄予不菲的版稅。前面所談，是一家報刊兩個子報的兩個境界；那麼現在則是中國的內地與香港，在對待知識產權上，難道也是“一家人卻倆境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