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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安徽臨泉縣警方調查,當地農民戴慶成在接近17年的時間裏,強姦116人(38人未遂),多數還並行實施了搶劫。這名嫌疑人侵犯目標明確:留守婦女。家中無青壯勞力,這些婦女不敢抵抗,同時因社會壓力,也不敢報警。(4月18日《新京報》)
我們不能怪留守婦女“法制觀念淡薄”。也有受害者向自己外出打工的丈夫打電話哭訴,但是,“丈夫連夜回家,打了妻子一頓,然後返回打工地,再也不回家了。”如果結果是這樣,那還不如不說。我們也不能說她們觀念陳舊,要知道即使在大城市,遭遇性侵害的女性又有幾人敢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益?更何況留守婦女都是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觀念依舊存留,流言蜚語能殺人的農村地區。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中寫道,“所謂弱勢羣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爲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爲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面對這樣的暴行和社會壓力,弱勢的留守婦女選擇了集體沉默,或許就有“很多人以爲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這裏面或者就包括臨泉縣警方,也包括生活在城市中的你我。
臨泉縣警方飽受批評。但我們應該理解,臨泉是貧困的人口大縣、勞務輸出大縣,警力上財政投入不足再所難免。不過投入不足不代表在農村基層治安方面就可以缺失。須知,貧窮往往是犯罪的根源,對於勞務輸出多的農村基層治安,警方更應重視。事實上有地區做出了好的示範。例如,某地警方在農村建立了治安情況通報員制度,一村一人,允許其將村裏的“風吹草動”及時通報給管轄派出所;例如珠海橫琴公安分局建立“一村一警”制度,警力下沉,駐村民警除了到派出所值班和週末休息,一週七天有四天留守在村裏。這樣既能團結警民關係,更能讓警方及時掌握基層治安狀況。若臨泉警方對農村治安足夠重視,實施了類似的措施,也不會讓戴慶成逍遙法外17年。
保護留守婦女,讓她們不再成爲“沉默的大多數”,和保護留守兒童、留守老人一樣,都是有着深刻社會背景的大問題,不能光從農村一個方向考慮。除了加強農村平安網建設、加強對留守婦女的法制教育,城市管理者也應關注這一問題。調查顯示,與留守婦女易遭受性侵犯相對應,城市裏外來務工人員往往處於性壓抑狀態。顯然,如果農民工不大量進城,留守婦女就不容易受到性侵犯;另一方面,如果多數農民工妻子能隨丈夫進城,也不會有如此多留守婦女遭受性侵犯,而農民工的性壓抑狀況也能大大地緩解。好在這個現象已引起一些城市管理者的重視。例如在天津,一些企業或工地,給夫妻打工者、因探親臨時團聚的夫妻準備了“夫妻房”,既解決了農民工的實際困難,更爲企業留住了他們的心,緩解了“用工荒”,可謂一舉多得。
臨泉縣綜治辦一份材料指出,“隨着農村地區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農村治安防範能力日益削弱,安全問題給農村的平安和諧帶來很大隱患。”事實上,臨泉留守婦女的受害不是個案,是農民外出務工大潮席捲下,農村基層治安薄弱的縮影。臨泉案例,足以敲響警鐘,足以讓我們思索如何解決留守婦女的問題,讓她們不再面對傷害時只能保持沉默。(文/聞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