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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讀得少,李白的《襄陽歌》是因爲找一句名句的出處纔讀到,立刻就喜歡上了。在詩中,一個天真爛漫的醉漢形象繪聲繪影,呼之欲出:
像古時鎮守當地的一個嗜酒官員一樣,李白日暮歸來,爛醉如泥,被兒童攔住拍手唱歌,引起滿街的喧笑。可他毫不在乎。在他看來,人生百年,三萬六千天,每天都應該往肚子裏倒上三百杯酒。矇矓醉眼中,襄陽城外碧綠的漢水,就像剛釀出的美酒。是啊,這條江若能變作酒,那單是酒麴,就能壘成一座糟丘了。騎在駿馬雕鞍上,唱着《梅花落》曲,後面跟着的車子掛着酒壺,載着樂隊,奏着曲。如此陶醉的日子,王侯也比不上!什麼朝廷丞相,死的時候感嘆連帶着兒子,牽着黃狗,一起回老家追兔子都沒門兒;什麼開國元勳,“墮淚碑”生的苔蘚都已剝落,且不說有誰爲之墮淚了!即使尊貴到能與巫山神女相接的楚襄王,也早已化爲子虛烏有,哪裏比得上自己與酒友同生共死快活呢。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酒仙”既是李白自稱的,也是公認的。
其實,中國的古詩人,“酒仙”豈獨李白然!“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陶淵明)“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杜甫)“俯仰各有志,得酒詩自成。”(蘇軾)“一杯未盡詩已成,涌詩向天天亦驚。”(楊萬里)……舉不勝舉。詩人們好像就是指着酒活着。一部中國古文學史,瀰漫着濃濃的酒香;一種可以燃燒的飲料,不知釀出了多少登峯造極的詩篇。
在大學聽講座,知道希臘神話裏有個狄奧尼蘇斯,是葡萄種植業和釀酒業之神,德國哲學家尼采從中昇華出“酒神精神”,與阿波羅象徵的“日神精神”相比照。阿波羅原則講求實事求是、理性和秩序,酒神原則與狂熱、過度和不穩定聯繫在一起。“日神精神”反映出風風火火走向世界的物質性渴望;“酒神精神”反映出清清爽爽走向內心的精神性追求,這兩種衝動代表着兩種基本的人生觀:走向世界,故追求成功:走向內心,故期望超越。
竊以爲,這樣的概括,比尼采大一千多歲的李白早就說過了:“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其中的“聖賢”和“飲者”若加以昇華爲“聖賢精神”和“飲者精神”,不正可以看作所謂“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中國版麼?中國的聖賢們要求的是謹遵各類禮數規範,以入世進取,而中國的飲者們期望的是超脫世俗縲紲,以達成心靈的充分自由。所謂“雨後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得自由身”(張元年)啊。
以思維方式論,中國人喜歡將人神化,比如稱李白之類做“酒仙”;西方人喜歡將神人化,比如希臘神話的諸神皆具人格。但於人生哲學,卻是殊途同歸。西方的“酒神精神”是拋棄傳統束縛迴歸原始狀態的生存體驗,中國的飲者精神是忘卻生死利祿及榮辱;古希臘悲劇詮釋了酒神精神,中國文人早撰有《酒德頌》:“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有扃牖,八荒爲庭衢。”(劉伶)世界文化現象真是何其驚人地相似!
“酒神精神”也好,“飲者精神”也罷,其意當然並非主張酗酒、主張“借酒澆愁愁更愁”。恰恰相反,是惟願朋友們能夠秉持一種相對開闊的生活觀念,取得一種相對鬆弛的生活狀態。曾在國外早晨見巨大的青銅雕像下歪斜着一羣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兩眼發直,唯抓定酒瓶不捨的醉漢,諸如此類皆爲醉鬼,與“酒仙”、“酒神”,更與本文宗旨無涉。
回到李白的《襄陽歌》,我們看到的應該並不僅僅是一位豪飲的詩人,而是一種超然曠達的人生。那樣的日子很放誕,卻不頹廢;那樣的筆調很直率,卻極優美。支配全詩的,是對浪漫生活的自我欣賞。暢遊于山水間,滿目是清風明月,滿耳是水流鳥鳴,自然的完全袒露,全不見雕琢污染之痕。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本是中國古代詩人們解脫束縛獲得創造活力的法門。我們一面從詩人瀟灑的醉態、飛揚的神采和無拘無束的風度中,領受到精神舒展與解放的樂趣,一面不由就會想象讓生活充滿喜劇色彩的可能性。這正是《襄陽歌》會受到遠不止嗜酒者喜歡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