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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師·大學》,劉克選、周全海著,鳳凰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有刪節
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昔日之北大、清華以及西南聯大能在烽火連天的動盪歲月中鑄就教育之輝煌,不可不稱數蔡元培、梅貽琦、周詒春、蔣夢麟等諸任校長高瞻遠矚、苦心經營之功。
沒有他們,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辜鴻銘、胡適等一代衆所欽仰的大文人、大學者便不可能會聚在校園之中,沒有他們,亦絕不可能在三校中形成自由、民主、團結,極利於教學的風氣。
本書所記述的,正是自上世紀初100多年來,發生在老北大、老清華和西南聯大這三所中國最高等學府中的故事。你不但會看到這些學界的宗師巨匠如何爲了改變國家以及青年的命運而竭誠努力,也將看到在深不可測的學問之外,他們各自迥異的性格與可親、可愛的另一面。
清華學校向大學轉變
清華醞釀籌辦大學,早在1916年就開始了。此時,清華建校5年,已安然度過了初創時期。當時的校長周詒春對學校的長遠建設進行了規劃。他覺得,清華學校有良好的基地、充足的經費,爲圖久遠之計,將清華“逐年擴充至大學程度”,是學校今後發展的“當務之急”。基於此考慮,他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陳述了添辦大學的三項理由:第一是“可增高遊學程度,縮短留學年期,以節學費”;第二是“可展長國內就學年期,縮短國外求學之期,庶於本國情形不致隔閡”;第三是“可謀善後,以圖久遠”。他提議,若到1940年“庚款”還清之後,清華經費將難以爲繼,不如趁此時機,漸求擴充,以便爲大學之規模設備早定基礎。
1916年8月,外交部批准了周詒春的建議。此後,清華學校便大興土木,把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禮堂等所謂“四大建築”都修築起來,而一切規模都依照美國大學的建築,選聘教員更注重資格與水平,清華學校的組織、課程、教學設備與方法等也都是“孔步亦步,孔趨亦趨”地模仿美國大學。
1918年初,張煜全繼任校長後,就籌辦大學一事,在全體教職員會議上通過了設立“大學籌備委員會”的議案。1920年1月,張將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呈報外交部,決定自193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級新生,並將高等科四年級改爲大學一年級。
1922年,曹雲祥接任校長後,成立了關於清華校務的“調查委員會”,積極研究改辦大學事宜。1923年,曹從學校經費方面着眼,得出了一個“十八年(1923—1940)計劃”,籌劃逐步改辦大學的具體方案。從1924年秋天起,清華停招留美預備生,改辦大學的計劃至此才由醞釀階段進入實施時期。
清華改辦大學固有其內在動力,來自於外界的壓力亦不算小。20世紀20年代初,適逢五四運動剛剛結束,中國文化教育有了很大發展,來自於西方的現代教育體制已生根、開花並結果,全國中小學校及其學生人數有了成倍的增長,程度也有了較大提高。特別是教育界出現了“改大潮”。在這樣的形勢下,具有充裕的經費、設備等優越條件的清華,卻保留在中學程度,顯然與其獨特地位以及在國民心目中的影響十分不相稱,這對一向以“成立個模範學校,俾國內學校知所效法”自詡的清華,無疑是很大的壓力。清華不改大學,則落於人後,不得並駕齊驅,難以與國內各學校相競爭,也難以在中國社會發揮其重要影響,清華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同時,國內的“改大潮”,又是和當時收回教育主權、爭取教育自主和學術獨立的運動相呼應。清華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她早期一味“美國化”的種種舉措及表現,在國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國的殖民地教育的一所“買辦學校”,成爲當時社會輿論抨擊的對象。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清華舉行大會,由此引發一場全國範圍的“非基督教運動”,清華學校和各地的教會學校一樣,成爲衆矢之的。國內各界普遍認爲:中國的高等教育已漸發達,如“南高北大”已達到相當水平,培養大學本科生“無須求諸外國”;派中學畢業生出國,“不諳國情,且易喪失國性”;清華留美辦法太不經濟,太不公平等。許多有識之士一再要求清華自辦大學,並在全國大學畢業生中公開考選留美生。可以說,社會輿論的指責也是清華改辦大學的一大動力。
促成清華加快步伐改辦大學的另一個原因是一批學有所成的早期清華留美生陳楨、陳達、錢端升、吳宓、劉崇等返校任教。他們看到北京大學前幾年在蔡元培校長領導下,辦得很有朝氣,學生質量、學術水平都很高。對比之下,清華的物質條件遠比北大優越,卻還長期停留在落後狀態。他們對此深表不滿,認爲清華有必要也有能力自辦美國式的大學,而無須依賴美國人及美國大學。他們迫切要求改革,認爲改辦大學是清華髮展的唯一出路。
1924年2月,清華學校聘請了周詒春、胡適、範源濂、張伯苓、張福運、丁文江等6人擔任清華大學籌備顧問。半年後,“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提出的《清華大學工作及組織綱要(草案)》,清華學校成立“臨時校務委員會”,負責將原清華學校改組成大學部、留美預備部和清華研究院3部分。
1925年5月,清華學校大學部正式成立,開始招生,共招新制大學普通科一年級學生132人(實際報到者爲93人),這便是清華大學歷史上的第一級學生。像後來成爲著名科學家或其他學者的王淦昌、夏堅白、李健吾、張大煜等,還有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韋傑三烈士等都是該年級的學生。
1926年,清華大學部又進行了調整,使其與國內一般大學相銜接,規定“大學部本科修業期至少4年,學生畢業後給予學士學位”,並開始設系。這就把大學部改成了4年一貫制的正規大學。是年,大學部共設立了16個系,其中已開出課程的有10個系,即國文系、西洋文學系、歷史系、政治系、經濟系、教育心理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工程系。還不能開出課程的繫有6個,即哲學系、社會學系、東方語言學系、數學系、體育學系、音樂系。自此,清華大學的初步基礎開始形成。不過,清華學校正式改稱爲清華大學又是兩年以後的事了。
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6月,奉系軍閥被趕出北京,北洋政府就此倒臺,上任不及2個月的溫應星辭去清華校長職務,北洋政府控制清華的歷史也到此結束。
山光雲影映荷塘
在人們印象中,清華園是無法和相鄰的燕園相媲美的。不過,既然曾作爲皇家園林,它自然也不乏別具特色的景觀。不然,怎會有諸多清華學子吟詩作賦,歌頌其母校景色?多年之後,他們對母校風物的眷戀仍溢於言表。
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就曾寫過一首《菩薩蠻》,描繪清華園的春天景色:“橋頭盡日經行地,橋前便是東流水,初日翠漣漪,溶溶去不回。春來依舊矣,春去知何似。花草總芳菲,空枝聞鳥啼。”風華正茂的清華學子正是在這清幽的環境中,漫步林陰道,過流水小橋,看河面浮游的水鳥。梁實秋在他的《清華八年》中,也曾有過這樣的描述:“園裏談不到什麼景緻,不過非常整潔,綠草如茵,校舍十分簡樸,但是一塵不染。原來的一點中國式的園林點綴保存在工字廳、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廳後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風來荷氣、人在木陰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鍾爲報時之用。池畔松柏參天,廳後匾額上的‘水木清華’四字確是當之無愧。又有長聯一副,頗爲精彩:檻外山光歷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窗中雲影任東西南北去來澹盪洵是仙居。我在這個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黃昏……西園榛莽未除,一片蘆蒿,但是登上土山西望,圓明園的斷垣殘石歷歷可見,仰蒼茫,別饒野趣……”
清華園中的荷花池,後因朱自清先生的一篇《荷塘月色》,更是聞名遐邇,招致多少青年學子的欽羨,希冀有朝一日,能在這荷花池畔,沐朝霞,送夕陽,度過一段終生都值得珍惜的讀書時光。
“丄社”和民主政治演習
在這景色宜人的清華園裏,學子們的學習生活雖然緊張,課餘生活卻也豐富多彩,除了有聲有色的體育運動之外,還有其他各種活動。
清華學校的學生每年級都有一個級會,五四運動時期還成立了學生會。級會與學生會活動異常活躍。他們模仿西方國家,設“評議會”,成立“學生法庭”,以培育“民主”精神,熟悉議會政治。當然學生們還要組織各類學術和文藝活動,請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到校訪問、演講,像梁啓超、胡適、羅素、杜威等都到清華做過演講。文藝活動中比較有特色的有音樂和戲劇。清華學校的學生管絃樂隊和戲劇俱樂部一度很有影響,用清華人的話說,也曾“光大過清華的門楣”。
在各類課餘活動中,令早年清華學子感受最深刻的莫過於演講比賽與辯論比賽了。用這種方式的確也培養了一些善於演講和辯論的人士。演說與辯論,有練習形式的,也有比賽性質的;有班級性的,有全校性的,也有相關的學生社團組織舉辦的。比賽時,參加者都由自己所在班級的同學爲其助威吶喊,很是熱鬧。賽後,勝者興高采烈,如同過節一般,多少年後仍記憶猶新,不能忘記。
清華的學生社團很多。喜歡理科、抱“科學救國”理想的學生,成立了“清華科學社”。其主要發起人便是後來成爲我國老一代著名物理學家、對清華大學後來的發展有突出貢獻的葉企孫先生;喜歡書法的,專門成立了一個練習書法的“戲墨社”;對文學有興趣者組織成立了“小說研究社”,後改名爲“清華文學社”,像梁實秋、顧毓琇、李迪俊、孫大雨、謝文炳、聞一多等都曾是文學社的成員和骨幹。值得一提的還有聞一多發起成立的“丄社”。“丄”是“上”的古體字。爲什麼成立“丄社”,聞一多解釋說:“我們的言行應該天天向上,難道我們的國家民族不需要我們有志向上嗎?”“丄社”最初的成員有潘光旦、雷海宗、吳澤霖、梅貽寶等一批有志青年。這些人後來大多都成了科教棟樑之才。
清華學校的刊物也很多,全校性的有《清華學報》和《清華週刊》,前者分中、英文兩種,是學術性的,代表師生的學術水平;後者則像一個供發表報道和議論的論壇。許多學生社團也有自己的刊物。就是在這樣得天獨厚的學術環境中,學子們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就得到了鍛鍊和提高。
“無厘頭”的國文入學考試
1932年入學的清華學子,對他們的入學國文考試大都印象深刻,多年之後仍記憶猶新。這次作文試題便是許多人所熟知的《夢遊清華園記》。但更讓人驚詫的是,除作文題之外,還有堪稱空前絕後的對對子。題目有三個:“孫行者”,“人約黃昏後”,“少小離家老大回”;二三年級的轉學生入學試題則爲“莫等閒,白了少年頭”。這實在大出一般考生的意料。這樣的試題,考出了不少趣事。據說有一考生展卷後頗感意外,大表不滿,對“孫行者”的答案是“我去也”,下面注曰:“老子不考了。”後成爲名作家的端木蕻良,把“少小離家老大回”對了“棗花未落桐葉長”,“孫行者”對了“花和尚”,他從清華畢業幾十年後仍未忘掉這一幕,可見印象之深。
由於社會上對清華衆議騰騰,羣起詰難,使得陳寅恪在當時不得不多次出面解釋出題的用意,並給劉文典寫了《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如此輿論熱鬧了大半年。甚至30多年後,在1965年陳寅恪還爲《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補寫了“後記”,再次對自己所出之題進行解釋,可見陳對此公案的重視。從陳前前後後的解釋來看,陳出以上題目還是用意頗深的。作文題《夢遊清華園記》的目的很明確,“曾遊清華園者,可以寫實。未遊清華園者,可以想象。此即趙彥衛《雲麓漫鈔》所謂行卷可以觀史才詩筆議論之意。若應試者不被錄取,則成一遊園驚夢也。”至於對對子,陳寅恪認爲,對對子的方法是真正的中國文法未成立之前的暫時代用品,所對不逾十字,而已能表現中國語文特性之多方面。具體地說:“對對子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知分別虛字及其應用;對對子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分別平仄聲;對對子可以測驗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對對子可以測驗思想條理。”
至於“孫行者”的答案,當時衆說紛紜。有說對“胡適之”,有說對“祖沖之”,還有說對“王引之”。三者都說的通,各有各的理由。當時陳不置可否,後來他才補記道:“寅恪所以以‘孫行者’爲對子題者,實欲應試者以‘胡適之’對‘孫行者’。蓋猢猻乃猿猴,而‘行者’與‘適之’意義音韻皆可相對,此不過一時故作狡猾耳。”以上可以看出,對對子題既反映了陳寅恪治學注重傳統基本功的一面,也反映了他風趣幽默的一面。因爲“孫行者”可當一人名講,也可當一句話講。同樣,“胡適之”也可當人名講,即胡適;也可不當人名講,是“往哪裏去”的意思。當人名講,胡適是名人,不當人名講,也與胡適的一個典故有關。此對子隨手拈來,意味無窮,總之是與胡適有關。
據說當時有三人答對此題,一爲周祖謨,一爲張政娘,另一不詳。周後來爲北大教授,張爲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均成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