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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上海市區興業路76號的中共一大會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前夕進行例行維修。雖然那聞名的青磚黛瓦間雜紅色西洋雕花的石庫門房子幾乎被一層層的腳手架包裹,但照常開放的紀念館依然訪客盈門。
這裏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迄今已有約1500萬人次前來參觀。
90年前,古老貧瘠的中國還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0多位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共產黨人代表全國50多名中共黨員在位於法租界的這所中西合璧建築中,召開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如今,這些人均已離世,中共已經擁有黨員近8000萬名。中共經過60多年的執政,也已帶領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正在上海留學的荷蘭小夥弗·阿·克萊弗在中共一大會址的一幅照片前駐足良久,照片上這位長相英俊的男青年是當時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陳公博。克萊弗有些不解:“介紹上說他已經脫黨,並被處死,爲什麼還被允許擺放在這裏?”
“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1922年秋脫黨,1938年投敵,充當漢奸。抗戰勝利後以叛國罪被處死。”——陳公博的照片下印着這樣的中英文說明。
中共一大紀念館裏陳列了參加一大的全部13名出席者的照片,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委派參加會議的包惠僧。
13名出席者中,既有新中國的主要創立者毛澤東,也有在紅軍長征時進行過分裂活動的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張國燾;既有與毛澤東同時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中共領導人董必武,也有因在抗日戰爭中充當漢奸而被處死或判無期徒刑的陳公博、周佛海。
仔細觀看說明會發現,照片陳列順序既非按職位高低,也非按姓氏筆畫或拼音,而是根據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創立的時間先後,分別列出了上海、武漢、長沙、濟南、北京、廣州、旅日早期組織的代表。
雖然參加一大的代表們最終選擇的道路有別,擔任的職務不同,最終的歸宿相異,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一樣,但作爲黨的創建人,畢竟是一段客觀的歷史,所以中共對他們“一視同仁”地加以介紹,對他們在建黨時期的活動和貢獻給予肯定。
據一大會址紀念館館長倪興祥介紹,最初並非如此陳列。
1952年,一大會址紀念館建成時,有關出席者的資料,只陳列了6名,後來曾增加到7位。把13人全部陳列出來是在1986年。但照片尺寸大小和陳列順序上也有所選擇:毛澤東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張國燾、劉仁靜、包惠僧次之,陳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並排在最後。直到1999年新館擴建,照片才一樣大小,並按照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時間先後陳列。
“將包惠僧放在最後,因爲他不是正式代表,而是陳獨秀指定的出席者。”倪興祥說。
自稱是一大會址“守門人”的倪興祥已經在這裏工作了27年。“一大會址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晴雨表’,從13名出席者在這裏的‘命運變遷’,可以看出中共對待自身歷史的態度。”他說。
普遍認爲,中共一大紀念館出席者陳列順序的變化是中共坦誠開明的一個折射點。時隔8年多相繼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稱《黨史》)第一卷(1921-1949年)和第二卷(1949-1978年),也以“成就講夠、錯誤講透”的修史態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
“只有真實地呈現歷史原貌,才能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不驕說成功,不諱言失敗,這是任何一個成熟開明的大黨應有的風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嚴書翰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黨史》兩卷本“著者”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02年9月,《黨史》第一卷出版之際正逢中共十六大召開。今年1月《黨史》第二卷出版,迎來了中共成立90週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表示,《黨史》兩卷本既充分肯定黨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又客觀分析黨在前進道路上的曲折探索,“以史鑑今,資政育人”,這是撰寫《黨史》的根本目的。
翻開170多萬字的《黨史》兩卷4冊,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林彪……一些曾被“臉譜化的人物”,在這裏得到了更加客觀的評價。
曾參與《黨史》第一卷編撰工作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李東朗對記者說:“比較典型的是對陳獨秀評價的變化,對這位在建黨歷程中起着關鍵作用的中共創始人,總體而言評價越來越客觀中肯。”
《黨史》不僅充分肯定了陳獨秀在建黨時期的貢獻,以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上海工人運動中的領導作用,並指出,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固然是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重要原因,但共產國際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所犯的錯誤,已不再使用“投降主義”一詞,而表述爲“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或者是“右傾錯誤”。
對王明的評價也如是。《黨史》既指出他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左傾教條主義”和抗戰時期的“右傾錯誤”,同時也對王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制定“八一宣言”,以及他在東北抗日聯軍問題上的作用給予充分肯定。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戴焰軍認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陳獨秀、王明等的評價,是中共“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指導思想在黨內問題上的折射。隨着中共建設思路的變化,對黨內問題的看法當然也會相應發生變化。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瞭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口號,做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
“一個以抓經濟建設,以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爲己任的政黨,是能夠站在整個民族的立場看待問題的。因此,只要對國家和人民做出過貢獻的人,無論後來有怎樣的曲折變化,都會進行客觀呈現。”戴焰軍說。
這樣的例子,在《黨史》二卷本中多有枚舉。比如關於林彪,《黨史》既對林彪集團妄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進行徹底揭露,同時也肯定了他本人在戰爭年代做出的貢獻。
即使對蔣介石,《黨史》在論述上也採取客觀態度。在論及蔣介石與周恩來爲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進行的“廬山談判”中,評述說:蔣介石雖然仍表現出企圖削弱和控制共產黨的合作、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傾向,但是承認國共兩黨合作的表示,畢竟是有利於實現全國抗戰的。對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表現,《黨史》也作出了一分爲二的評價。
將“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進行區別,也是書中比較新穎和客觀的提法。《黨史》第二卷分析說,“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及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嚴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黨建等領域都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但同時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在經濟上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不僅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科學技術方面取得若干重要成就:第一次成功進行導彈核武器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首次進行地下核試驗、第一艘核潛艇建成並試航成功……當然,這些成就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勞,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取得成就應該更大。
事實上,尊重歷史原貌,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要求。但因爲歷史上的種種原因,比如一段時間“左”的錯誤思想在黨內佔據主導地位,使得過去中共對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存在不夠全面和客觀的地方。經過一定時期的沉澱,特別是中共自身思想路線的端正,對很多歷史問題愈益採取開明坦誠的態度,這是一個過程,也是一種趨勢。
李東朗說,中共作爲處於領導地位的執政黨,在其執政期間能夠有這樣的治史態度,恰恰體現了這個政黨坦誠開放、成熟自信的風範,以及一切爲了人民利益的建黨宗旨。
來自河南安陽滑縣的農民工嚴東月,和已經移民西班牙的杭州人王彩玲,久久凝視着正在整修的一大會址。嚴東月所在的施工隊正在一大會址對面搭建一個大舞臺,這個舞臺上將舉行建黨90週年的“紅歌會”;而王彩玲服務的西班牙餐廳“莊源”也因毗鄰一大會址,絡繹不絕的中外遊客讓她的生意十分紅火。
雖然已經在上海待了兩年,嚴東月和王彩玲都還沒有參觀過一大會址。“不知道會維修成什麼樣子,開放了一定要去看看。”他們表示。
倪館長介紹說,維修後的一大會址除了強化防水和防蝕功能外,顏色可能會變“淡”。“也許有人會奇怪,90週年了,怎麼不把自己弄得亮麗點?讓顏色淡一些是爲了更符合老上海石庫門房子的本色,更加接近歷史原貌。”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