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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前,馳車去京的路上,忽接到中華書局編輯部主任宋志軍先生的電話,他用一種報喜的口氣說:“您放心吧,《平陽卷》印出來了。”
《平陽卷》是山西最古老年畫產地臨汾的文化檔案,也是我們爲之奮鬥了近十年總數達二十二卷的《中國木版年畫普查集成》的最後一卷。它是這場漫長的苦戰最後的一槍。
一瞬間,好似背上一塊重石滾落下來,人有飄飄欲仙之感。車輪在高速路面上“刷刷”地疾馳着,很快把我送回到過往十年亦苦亦樂的歲月裏。
清楚記得2002年深秋,在朱仙鎮舉行中國年畫國際研討會那幾天,寒流驟至,空氣都好似結了冰。我用自己凍得發僵而不大靈便的嘴巴,把即將啓動全國性地毯式文化搶救的信息衝動地傳達出來。這是中國文化界面對全球化衝擊,堅定不移地將自己的主體文明傳承下去的一種積極的應對與出動;我們還決定把木版年畫的全國大普查作爲龍頭項目。
這因爲一千年來,年畫是所有中國人都必不可少又喜聞樂見的畫種,融繪畫藝術、雕版印刷、民間文學和民間信仰爲一體,它產地衆多,風格各異,樣式紛繁,技藝高超;而且傳承方式多樣,既有個人家庭式的傳承,又有村落集體式的傳承。重要的是瀕危。在當時,一些產地的年畫差不多進入了臨終狀態。
當年臘月,遍佈九州的大大小小產地那些寒冷的村落裏,都出現了我們普查工作者三三兩兩的身影。及至年根那些天,在楊柳青年畫傳人霍慶有師傅引領下,我帶着一個專家小組冒風頂雪走進昔日所謂“家家能點染,戶戶擅丹青”的“南鄉三十六村”。居然在一些村子裏,尋訪到幾位依然健朗的丹青高人。比如宮莊子畫缸魚的王學勤和南趙莊早在一個世紀前就已名傳遐邇的“義成永”畫店的傳人楊立仁。記得走進這些暖烘烘的泥屋時,兩手左右交叉地“啪啪”拍去肩上的雪;特別是畫缸魚的王學勤騾棚旁邊那間又貧寒又繽紛的小畫室,叫我神往地看到了上千年農民們原真的藝術生活。這種癡迷促使我將這隻有幾平方米的景象奇特的畫室,複製到天津大學跳龍門民間藝術博物館裏。
那時,我們沒有經費,行動起來更像一些鐵桿的文化搶救志願者。
然而在困難和壓力重重面前,志願者總是快樂大於痛苦。因爲志願者不會是被動的受累受罪,而是主動和心甘情願的承擔。
記得一次奔赴冀中的年畫之鄉——武強縣南部的舊城村,去發掘“文革”間藏匿在一座老屋頂棚上的古畫版。不料趕上大雨,我的腳大雨鞋小,就在鞋子外邊套了一個塑料袋;走在泥地裏,像初學滑冰。那天收穫真不小,發現了許多珍貴古版,返回時我和一些年輕人打着傘,身上溼淋淋,沾滿泥水,模樣狼狽,卻哈哈地自嘲:“我們是丐幫。”
我們這個“丐幫”有多少人,無法統計。中國大大小小年畫產地上百個,大大小小的非遺上萬項。我們這些人不論陰晴,頂着烈日或雨雪,翻山越嶺,穿行大地,走村串鄉,挨門逐戶地尋訪文蹤,查找遺存,探訪藝人。那時,人們的目光都在花花綠綠的物質世界裏。我們究竟爲誰工作,人們能理解這件事與他們有着深刻的關聯嗎?我們到底是爲過去抑或將來而做?一次,王志在他的“面對面”節目中問我:“你說的這種事有報酬嗎?”我說:“沒有。”他用他慣常的詰問的口氣問我:“那誰和你幹?”
志願者——但我沒說。
因爲我明白,這種志願者可不是一時一事,而且不僅僅要吃苦受累賣力氣——
在中國文化史上,從來沒做過這種劃時代總結性的文化大普查,沒有前人現成的經驗可以憑藉;尤其是非遺調查更沒做過,因爲非遺主要承載於人的記憶與行爲中。應該怎麼調查,調查什麼?於是,我們給這次文化普查——比如年畫,設計了十個方面的調查內容:村落習俗,歷史遺存,題材體裁、工藝流程、工具材料、畫店藝人、傳承譜系、經營方式和相關的民間傳說等。這就必須從民俗學、人類學、歷史學和美術學來進行多學科多角度綜合的調查與研究,並且要在傳統的調查方式——文字與拍照中,加進去音像記錄的手段,才能將活態的“非遺”保存下來。然而,這種專業素質要求很高的工作帶來的問題是缺少專家。尤其年畫是人們的自發文化,產地原本是沒有專家的。
這樣的困難沒人能解決,只能由我們承擔下來。針對的措施是編制普查手冊,制定規範、標準與具體要求,然後是人員的培訓和專家的配備;特別是整理檔案時,還免不了一次次反反覆覆甚至是推倒重來的修改。
爲了幫助那些專業力量不足的產地,我們必須一次次奔赴到一線甚至田野,從認定、啓動到推進和提高。在匆匆奔波中,我情不自禁把許許多多掠過心頭的經歷與感受用散文的筆法寫下來。從《南鄉問畫記》到《內丘紙馬》,從《大理心得記》到《大雪入絳州》,再到《豫北古畫鄉發現記》等等。這是寫作人的一種本性。凡是心動過的,都要留在紙上。
沒料到這些由性隨心記下來的東西,幫助我留住那麼多美好的場景與氛圍,還有真切的話語與表情。特別是我的一些精神夥伴,還有在中華文化大地深深的皺褶裏結識到的那些才高藝湛的傳承人。比如《探訪缸魚》、《四訪楊家埠》、《高臘梅作坊》……我還把汶川地震後專程去綿竹看望那裏的南派宗師陳興才老人時的所感所思,也化爲文字,放在《廢墟里伸出的綠枝》一文中。
近十年裏,我爲年畫——僅僅是千頭萬緒的民間文化遺產搶救中的一項付出了多少精力?沒法計算。反正經我手修改過的各產地的文化檔案的稿紙堆在書房一角,應是一部大長篇的體量,還不算爲它南來北往用去的時間。我與《中國藝術報》的向雲駒先生——他原是中國文化遺產搶救的負責人之一說,這十來年間,咱倆之間單爲年畫搶救這一項打的電話至少上千個吧。
於是,不斷有朋友問我,你把時間與精力不放在寫作或繪畫上到底值不值?
我說:“沒法比較。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一件是個人的,一件是民族的。”
今年三月,中央電視臺記者裴斐來訪,說她不久前去“5·12”汶川災區一趟,見到了綿竹畫師陳興才老人。老人說他想念我,希望我去看他,並託她捎來他一對手繪的文門神《如意狀元》,所繪人物之端莊富麗,色彩之獨特優美,叫我又感受到綿竹年畫那種特有的熾烈又迷人的地域魅力。我曾在綿竹爲他們寫字,讚美他們的年畫:“土中大藝術,紙上劍南春”。
這次,我用小楷把與陳興才老人這段交情題寫在門神畫上,裝好鏡框,懸於書齋;靜心欣賞之時,想到近十年我們這些志願者爲年畫使盡心思所做的各種事。如今大多產地的年畫都已復興。在生活迅急現代化的嬗變中,歷史上“生活的年畫”正在轉化爲現代社會的“文化的年畫”,開始重新返回到國人的生活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沒有叫它因時代更迭和社會轉型而消亡。我們還實實在在、有頭有尾地做了一件事,用二十二捲圖典大書和各大產地代表性傳承人的口述史,爲農耕時代中國木版年畫做了總結性和檔案化的全記錄。
此刻,這件事做完了。最後完成的總是最難攻克的。肩上一塊石頭陡然地落下來。身子真的輕了嗎?掂一掂膀子——好像還沒有,落下來的石頭只是一塊而已,還有幾大塊沉甸甸地壓在上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