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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細節》由人民出版社作爲重點圖書於近期出版 |
從風雲際會的歷史細節中探究中共九十年重大事件源頭。香港《大公報》14日報道,中央黨校教授、著名黨史專家羅平漢所著《黨史細節》,近期由人民出版社作爲重點圖書出版。該書在其多年研究及擔任中央黨校主體班次相關專題教學基礎上完成,堪稱“走出黨校圍牆的紅色經典讀物”。
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羅平漢爲讀者展開了一幅鮮活而生動的黨史畫卷。出版界認爲,《黨史細節》一定意義上消弭了國人的記憶誤差。
近四十萬字的《黨史細節》,以黨史重大事件爲脈絡,系統回顧了中共九十年的發展歷程。與官方推出的黨史著作不同,該書以大量人物貫串其間,豐富的故事性和情節性成爲最大特色。該書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審定,是官方認可較權威的讀物。
細微處預示人生軌跡
全書分十二章,“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及其深遠影響”,書中不乏精采細微的故事橋段,讀來引人入勝。以紀錄中共創始人爲例,該書記述: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後,經常不去上課而去參加留日學生的反袁鬥爭,1916年2月2日被校方以“長期欠席”爲由予以除名。另一位創始人陳獨秀,爲自己兼任校長的預科大學爭取到了一筆款子修建校舍,擔心一旦離開廣州,款子就可能泡湯,因此放棄赴上海蔘加中共一大。陳公博倒是參加了一大,而且還帶去了新婚的妻子,後旅社隔壁房間發生了槍殺案,他竟不待大會閉幕便落荒而走。
人民出版社編審馬長虹認爲:“這些細微之處生動地再現了這些黨史人物的性格,並或多或少地預示了其未來的人生軌跡。”
毛澤東記憶也現誤差
書中提到,毛澤東1918年和1919年曾兩次到北京。毛澤東向斯諾回憶說,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時候,“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其中之一就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不過,大概是由於年代久遠吧,毛澤東的記憶在這裏出現了誤差。
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經陳獨秀和李漢俊校訂後刊行出來(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是在1920年8月,面世後供不應求,次月即進行了第二次印刷。毛澤東第二次在北京期間,此書應該還未出版呢。
毛澤東有可能是在雜誌上讀到過《共產黨宣言》的譯文,但都是節譯。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據羅章龍回憶說,《共產黨宣言》的漢譯本,除陳譯本外,還有當時北京大學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譯自德語的油印本,毛澤東也許讀過這個油印本。遺憾的是,這個油印本未能存世,無從考證。
“兩個凡是”非華國鋒提出
該書釐清“兩個凡是”並非由華國鋒最早提出,也不是爲了阻撓鄧小平復出,還歷史以真相。1976年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不費一槍一彈,乾淨利落地逮捕了“四人幫”,在極左路線上疾馳的中國終於被拽住了。
“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爲:“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經典表述並非出自華國鋒,而是源於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是汪東興提議寫的,也是經政治局同意的。“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絕非針對鄧小平復出。因爲當時華國鋒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不可能發表一篇社論去阻撓鄧的復出。真是如此,就無法解釋社論發表之後,華卻宣佈準備恢復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