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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前值班警察巡邏
旅美學者維一,自幼居北京曾在故宮警衛隊工作。他“發掘”自己記憶殘片寫成《我在故宮看大門》一書。現選登與故宮警衛有關的部分,以饗讀者。
1959年盜賊金冊當金子賣
閉館後珍寶館都要貼封條
我是1976年7月18日到故宮警衛隊上的頭一天班,從上班的第二天起就在錫慶門外的那溜排房幹了整整十天壘牆的活兒,直到唐山大地震發生。
故宮博物院決定在錫慶門外增設一處崗哨,當然是爲了珍寶館。其實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宮裏頭價值連城的寶貝絕不僅限於珍寶館的東西,可故宮自開放以來幾次的盜竊案全是瞄準珍寶館。據說,1959年有個盜賊趁着午門前“大躍進”會戰的混亂溜進故宮,從珍寶館偷走冊封皇后的金冊。可他得手之後的銷贓手段卻是將金冊剪斷,當作普通的黃金去換錢。結果讓人抓住,槍斃了事。
既然在錫慶門設崗,就要有供值夜班的警衛睡覺和值勤的屋子。到過故宮的人都知道,去珍寶館參觀要先在錫慶門外的“珍寶館售票處”買票,然後進皇極門。可進到裏面最先看見的並非珍寶館,而是設在皇極殿和寧壽宮裏的繪畫館。要穿過繪畫館,到了後身的養性殿和樂壽堂那組院落纔是珍寶館的所在。自錫慶門以裏,每天晚上閉館之後都要封門,大鎖上要貼封條,封條上要蓋大印。除非有十二分的理由,譬如發現有賊人入內盜寶,因此即便是警衛隊,也不可擅自入內,因此警衛隊的崗哨就設在錫慶門的紅牆之外。
錫慶門外牆這排坐東朝西的平房一共五間,珍寶館的售票處佔去了最北頭的兩間,其中外屋一間售票,裏屋一間有個蜂窩煤的火爐,供售票的兩位大姐燒開水沏茶用。這排平房的另外三間沒人用,正好爲警衛隊新設崗哨派上用場。但是這三間原先一直荒在那裏,與珍寶館售票處的那兩間也沒有隔斷,於是需要打上一堵牆。我和小劉、小賈到警衛隊的頭一項任務就是爲錫慶門外的平房打隔斷牆。
錫慶門警衛隊的駐地趕在地震前改建好了,好在故宮畢竟地基結實,地震過後幾乎毫髮無損,此後兩年多的警衛生活我都是在這裏度過的。
每個崗位由四個人輪流
值班表“忒複雜”口訣幫忙
真正開始錫慶門的站崗巡查之後,小隊長給我宣講了警衛隊特殊的作息規律:每個崗位都由四個人輪番完成:頭一個人頭一個崗是當天晚上六點到九點,然後上牀睡覺;第二個人接崗,從晚上九點到午夜十二點;第三個人從午夜十二點到轉天三點;第四個人從轉天三點到清晨六點。之後是頭一個人起牀,從白天早上六點到九點,第二個接班,以此類推。然後頭一個人輪完第一天的六小時之後,要接着開始晚上九點到十二點一班,然後再接第二天早上的九點到十二點一班。到這四個輪迴都轉完了,就歇一天。不過,在上班這四天,每天晚上都要住在故宮裏頭,沒有值班的時候也要“備班”,以應付突然發生的緊急情況,只有歇班的那天可以回家過夜。
這個作息安排還確實有點特別,剛一聽真記不住,我心裏打鼓,怕一時算不過來會誤了差事。這份擔心我大概都露在了臉上,胖子老王和我熟,看見了就對我說,你甭擔心,告訴你一個法子,保證不會弄錯。
老王說,先只要記住夜裏的排班就行,白班隨着夜班的鐘點算。這夜班有個警衛隊傳下來的順口溜是這麼說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兒;十二到三,脫了穿;三到六,忒難受。”不等我接他的話茬兒,老王就解釋開了:六點到九點這一班最舒服,九點下了崗可以睡一整夜囫圇覺,所以叫“睡一宿”;九點到十二點這一班就差點兒了,得熬到半夜十二點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兒”;十二點到三點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點去接班,總得先脫衣服上牀睡一會兒吧,可半夜十二點要起來接班,所以還得再穿衣服,就叫“脫了穿”。這都還湊合,最不濟的是三點到六點這一班,人最要緊的就是靠後半夜這幾個鐘頭的覺,所以說是“忒難受”。聽了這口訣,我茅塞頓開。
警報器不分人畜有聲就響
內外合圍“千萬別讓這小子跑啦!”
凡是聽說過我曾經在故宮做過警衛的,給我的第一句話往往就是:“你見過故宮盜寶的賊人麼?”
我坦白地告訴他們:沒有。
1949年之後,故宮共出過五次盜寶的案子,依次發生在1959年、1962年、1980年和1987年四年裏,其中1980年接連兩次,而五次全部都發生在珍寶館。不巧的是,從1976年到1978年,我在故宮警衛隊當差共兩年零三個月,一回也沒有趕上。我趕上的一次就是警報器失靈而引起的騷動,但由此卻讓我真實感受了一回抓捕盜賊的實戰氣氛。
那是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我本該值後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過晚飯很早就回到錫慶門的駐地應卯,爲的是聽同組的老馬聊聊他在故宮當警衛這二十多年來的所見所聞。
我們正說到打緊之處,突然電話鈴聲大作,當班的小李一接,是設在外東路北頭的貞順門外的值班室老孫打來的,說是警報器報警,樂壽堂裏有動靜。
如今大事臨頭,衆人見着什麼就抓什麼,我順手抄起門外熱力管道施工時留在房檐下面的一根三尺多長的廢鐵管。這時只見順着東筒子跑過來三五個人。憑聲音聽得出是我們一小隊神武門的幾個弟兄趕來增援,故宮派出所的幾個警察也緊緊跟在後面。
這時老孫從總鑰匙房拿來鑰匙,扯開下午封門後剛剛貼上去的封條,開了鎖,進了錫慶門,帶着幾個平素信得過的手下,直奔後面珍寶館的樂壽堂。回頭囑咐我們幾個只需在外面防守,不要入內。
我一切聽從上級安排,站在錫慶門外的小廣場上,用眼在夜色裏的高牆上漫無目的地來回搜尋,也是個站腳助威的意思。這時聽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子正在高聲叫道:要是真有大問題,市局的援兵立刻就到。
聽見小李子的這番話,衆人底氣更足了,異口同聲地放聲大喊:
“千萬別讓這小子跑啦!”
一聲比一聲高亢,一聲比一聲激憤,既是嚇唬賊人,也是給自己壯膽。
我們在外面打圍的衆人等了約有個把時辰,正有些不耐煩,只見身先士卒衝到裏面的人總算跨出了錫慶門,我們連忙上前打問。爲首的值班室老孫手提電筒,肘彎裏挎着一大串鑰匙,悻悻地說:“他奶奶的,又是黃鼠狼叫春。我早就說過,這儀器也該換換了,它就分不出來人聲和畜聲!”
事後我猜想,當時警衛隊的警報器大概並不高明,無非是一種簡單的聲音探測器。當珍寶館內響動的音量高於若干分貝以上,它就會自動觸發報警裝置,鈴聲大作,可它並不管到底是賊人盜寶,還是黃鼠狼叫春。
不久以後,又有兩次值班室的報警器被自動觸發,惹得人們大動干戈。可開門檢查,一次說是有扇玻璃窗沒有關緊,被大風吹開,玻璃震碎,發出響動,另外一次還是黃鼠狼作怪,惹得報警器發了威。不過,正像烽火戲諸侯,也似“再而衰,三而竭”,後來我就完全沒有那樣緊張了。
後來聽說故宮有了錢,給警衛隊的值班室添置了更加高級的探測裝置。在1980年和1987年,接連發生過三起真正的珍寶館盜寶事件,值班室的高級儀器都是立刻啓動,警衛隊裏我舊日的同事得以生擒盜賊,送交法辦,從而印證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只是這時我已經離開警衛隊到考古所讀書去了,這樣驚心動魄的機會讓我失之交臂。
當年這次抓捕盜寶賊人的行動雖是一場虛驚,但也讓我心存忐忑,許久沒有平復。事過之後,我爲了給自己壓驚,那天騎車溜出東華門,到東華門大街路北的“餛飩侯”打了一碗滾燙滾燙的餛飩,加了許多胡椒粉,吃得滿頭大汗方歸。據《新民週刊》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