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在故宮看大門近日,故宮失竊案告破,舉國關注。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故宮發生的第6次失竊案。曾於上世紀70年代在故宮警衛隊工作過的維一先生出版《我在故宮看大門》一書,追憶了他從1976年7月起在故宮錫慶門擔任警衛、值守國寶重地珍寶館的故事。維一出生在上海,自幼居住在北京,本名黃其煦,也是詩人北島、小說家阿城早年的遊伴,在這二人的文章裏,曾不止一次
當警衛發制服“多快好省”
那天去故宮報到,進了神武門,進門靠左手一側是一幢坐東朝西的大廂房,叫東大房,這裏就是故宮警衛隊的隊部。神武門裏的另一側,與之相對的是一模一樣的一幢廂房,坐西朝東,叫西大房。那裏是警衛隊的上級領導警保處的辦公室,裏面坐着處長,副處長。
那天一同到警衛隊報到的連我是三個人,一個姓劉,另一個姓賈。警衛隊的田隊長、劉副隊長,文書老王和兩個小隊的隊長與我們一一見過。田隊長說,根據上級的決定,除了故宮四座大門的定崗和夜巡隊之外,準備在外東路的錫慶門,也就是繪畫館和珍寶館的入口處牆外再增設一處崗哨,爲的是加強對珍寶館的守護,只等錫慶門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開始建崗。田隊長指定我爲錫慶門新設的內崗小組成員,而小劉分在東華門,小賈分在神武門。
接着,田隊長談到待遇。他說警衛隊的人員雖然還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統規定行事。現在我們的工資是二十六塊,轉正後就算是公安十二級,也就是最低的一級,工資每月四十一塊五。我早就聽說,大學生畢業是五十六塊,學徒工剛去是十八塊,三年出師三十二塊。這樣比起來,我們當警衛的還真是多快好省。
田隊長告訴我們,警衛隊員還要發放統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這件就是。”我們聽了連忙湊近細瞧,可無論如何也看不出與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田隊長又補充說:“除了一年一套的單外衣,我們還兩年發放一次棉衣、棉褲、棉帽、棉大衣……”他說到這裏特意頓了一下,見我們還沒反應,就更加重語氣地大聲說:“外加一雙皮靴。”
後來知道,我們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橋勞動保護用品商店買來的,灰色滌卡,上下四個兜,沒有一點與衆不同。儘管如此,我還是和警衛隊的同僚們一樣,終日穿着警衛隊發放的制服,穿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這件,而且無冬立夏總穿着隊裏發的皮靴。
錫慶門壘牆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號到故宮警衛隊上的頭一天班。如今已過去三十多年,而我之所以對這一天記得如此清楚,實在是生活裏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當年七月二十八號那場慘絕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我從上班的第二天起就在錫慶門外的那溜排房幹了整整十天壘牆的活兒,直到地震發生。這是我順着地震的日子倒推回去算出來的。
故宮博物院決定在錫慶門外增設一處崗哨,當然是爲了珍寶館的緣故。其實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宮裏頭價值連城的寶貝絕不僅限於珍寶館的東西,可故宮自開放以來的幾次盜案全是瞄準珍寶館。
既然在錫慶門設崗,就要有值夜班的警衛睡覺和執勤的屋子。到過故宮的人都知道,去珍寶館參觀要先在錫慶門外的“珍寶館售票處”買票,然後進皇極門。可進到裏面最先看見的並非珍寶館,而是設在皇極殿和寧壽宮裏的繪畫館。要穿過繪畫館,到了後身的養性殿和樂壽堂那組院落纔是珍寶館的所在。
自錫慶門以裏,每天晚上閉館之後都要封門,大鎖上要貼封條,封條上要蓋大印。除非十二分的理由,譬如發現有賊人入內盜寶,即便是警衛隊也不可擅自入內,因此警衛隊的崗哨就設在錫慶門的紅牆之外。
錫慶門外牆這排坐東朝西的平房一共五間,珍寶館的售票處佔去了盡北頭的兩間,其中外屋一間售票,裏屋一間有個蜂窩煤的火爐,供售票的兩位大姐燒開水沏茶用。那個年月,別的福利談不上,茶水卻是一定要有的喝才成。當然,茶葉自備。
值班的口訣
真正開始錫慶門的站崗巡查之後,小隊長給我宣講了一番警衛隊特殊的作息規律。胖子老王說,先只要記住夜裏的排班就行,白班隨着夜班的鐘點算。這夜班有個警衛隊傳下來順口溜是這麼說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兒;十二到三,脫了穿;三到六,忒難受”。不等我接他的話茬兒,老王就解釋開了:六點到九點這一班最舒服,九點下了崗可以睡一整夜囫圇覺,所以叫“睡一宿”;九點到十二點這一班就差點兒了,得熬到半夜十二點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兒”;十二點到三點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點去接班,總得先脫衣服上牀睡一會兒吧,可半夜十二點要起來接班,所以還得再穿衣服,就叫“脫了穿”。這都還湊合,頂不濟的是三點到六點這一班,人最要緊的就是靠後半夜這幾個鐘頭的覺,所以說是“忒難受”。
“錫慶門行走”
在進入故宮之前,1976年維一作爲下鄉知青回到北京。有了正式的戶籍後,區政府先是介紹他到通縣的一家無線電工廠,接着又分配到一家液化石油氣站。“我對前者說離家太遠,耽誤不起那個工夫;對後者說搬煤氣罐要的是一把力氣,實在幹不動”,維一說人家看他“不思進取”,就說現在有個看大門的差事,一天工作6個小時,四天休息一天,這總歸可以了吧。維一打聽了一下,這差事居然就在離家百步之遙的故宮博物院,於是喜出望外地答應了。
當時,文物鑑賞家、收藏家王世襄在故宮工作。有一次王世襄見他站崗巡查有模有樣的架勢,就戲賞了他一頂“錫慶門行走”的“頂戴花翎”,“我聽了趕緊對先生拱手道‘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嘴上雖這麼說,心裏其實還是很受用”,自此維一就再也不提“看宅門兒”之說了,見人徑以“錫慶門行走”自許。如今幾十年已經過去,維一早已離開故宮和故土,定居美國,可在朋友之間,“錫慶門行走”的封號卻仍然和他如影隨形。
見過故宮盜寶的賊人嗎
凡是聽說我曾經在故宮做過警衛的,不管是生人,還是朋友,給我的第一句話往往就是:“你見過故宮盜寶的賊人嗎?”
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訴他們:沒有。
1949年之後,故宮共出過五次盜寶的案子,依次發生在1959年、1962年、1980年和1987年四年裏,其中1980年接連兩次,而五次全部都發生在珍寶館。
從1976年到1978年,我在故宮警衛隊當差共兩年零三個月。值守的錫慶門正是監視珍寶館的崗哨,要是碰上去珍寶館盜寶的賊人,我本應該是首先撞見。不巧的是,在我前頭有過兩回,在我後頭又有三回,而我卻一回也沒有趕上。趕雖說沒趕上,可我見識過一回抓捕盜寶賊人的真實陣勢,儘管那只是虛驚一場。
那是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我本當值後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過晚飯很早就回到錫慶門的駐地應卯,爲的是聽同組的老馬聊聊他在故宮當警衛這二十多年來的所見所聞。
我們正說到打緊之處,突然電話鈴聲大作,當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孫打來的,說是警報器報警,樂壽堂裏有動靜。
雖說警衛隊保護國寶義不容辭,但我們並沒有配備任何武器,連把防身的匕首都沒有。如今大事臨頭,衆人見着什麼就抓什麼,我順手抄起門外熱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長的廢鐵管,算是多少壯了些膽,一面奮力抖擻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這多年難遇的故宮盜寶莫非偏偏就讓我遇上了嗎?
這時只見順着東筒子過來三五個人,手中的電筒射出耀眼的光柱。憑聲音聽得出是我們一小隊神武門的幾個弟兄趕來增援,故宮派出所的幾個警察也緊跟在後面。
我夾在人羣裏,心裏暗自嘀咕:這等強人敢到故宮盜寶,必是鋌而走險的亡命之徒,若一旦衝到面前,定要爭個魚死網破,還真是不得不防。想到這裏,口中的大呼小叫也就更加嘹亮。奉先殿和南三所平素在黑夜裏從來聽不到一點聲響,這時卻惹得藏在暗處的兩羣老鴰也倏地飛將起來,一邊呱呱地聒噪,一邊在半空中不停地盤旋。
我們在外面打圍的衆人等了約有個把時辰,正有些不耐煩,只見身先士卒衝到裏面的人總算跨出了錫慶門,我們連忙上前打問。爲首的值班室老孫手提電筒,肘彎裏挎着一大串鑰匙,悻悻地說:“他奶奶的,又是黃鼠狼叫春。我早就說過,這儀器也該換換了,它就分不出來人聲和畜聲!”
我聽了很是好奇,旁邊有見多識廣的就說給我聽:這五百年風水不動的故宮,不管什麼動物生在這裏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鬧出的響動也大得多。我這才知道過去也出過這樣的笑話,便長舒一口氣,知道今晚總算有驚無險。
事後我猜想,當時警衛隊的警報器大概並不高明,無非是一種簡單的聲音探測器。當珍寶館內響動的音量高於若干分貝以上,它就會自動觸發報警裝置,鈴聲大作,可它並不管到底是賊人盜寶,還是黃鼠狼叫春。
參加研究生考試
想都不敢想的事居然接二連三地到眼前來了。先是轉正長了級,一個月四十一塊五,接着政府又號召年輕人考學。起先我還捨不得故宮這塊風水寶地,也捨不得警衛隊這份閒差。田隊長愛護下屬,見我成天抱着書本瞧,沒等我提,他就主動跟我說:“人都是想攀個高枝兒,這回你要是想報考大學,我並不攔你。”
也是拗不過朋友們的慫恿,決定打起精神放手一搏,參加了一場研究生考試。發了榜,居然就讓研究所錄取了。
走之前,田隊長對我說:“離開學還有個三兩個月,你先別忙着走。眼下故宮要辦個‘外賓服務部’,缺個會說外國話的,你先去幫兩天忙。我跟院裏打了保票,到時候一準放你走。”我當然滿口應承。第二天我便找“外賓服務部”的負責人老趙報到。
其實當初所謂的“外賓服務部”,無非是一小賣部,賣些當年國人並無興趣的珠寶翠鑽,文房四寶,還有就是故宮修復廠仿製的瓦當青銅,古董玉器。
日子過得飛快,我離開的時候,“外賓服務部”又多了養性齋和絳雪軒兩間門臉兒。負責人老趙送給我一匹故宮修復廠自行仿製的三彩馬,作爲“協辦洋務”的紀念。這件唐三彩至今我仍保存在京城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