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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幸運的,1930年我出生時共產黨已成立9年,在那窮苦的小山村我生活了16年,上小學時村子正在共產黨領導下減租減息、打土豪、分田地、土改、複查,窮苦農民翻了身得解放。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參加了兒童團,在青救會領導下鬥日本鬼子,當時我在兒童團管放消息樹,鬼子來了即放倒樹;與國民黨、地主惡霸、特務鬥,擁軍優屬很多活動非常快樂!一次我向婦女主任問道:“咱村誰是共產黨?”她笑着說:“你看誰額頭貼着共產黨誰就是。”我看不到,後來才知道黨員是保密的。
1947年國民黨進攻遼東時,威海市民醫院分散一部分醫生到我們村,我見醫生能治病救人,心中很佩服!那時農村無醫藥,人窮無知識,病死的人很多,特別是傳染病,我父母均是30多歲病死的。
一次醫生的妹妹到村看她的哥哥,和我住一塊,當她瞭解到我希望學醫,參加醫院工作時,她對我說:“他哥不能直接收我,要寫封信,讓我找遼東軍醫衛生部。”我便找兩位女同學,帶着區兒童團的介紹信和村裏開的積極分子信,走了三天才找到衛生部,到衛生部第二天就考試,經過訓練後分配到遼東之海四所當護理員。離村的那天,書記和那勤勞善良的父老鄉親一聲聲喊着我們的乳名,多少情,多少疼愛都包含在這裏面。
我入伍後一心跟着八路軍共產黨幹,把領導視爲父母,同志都是兄弟姐妹,當時糧食不夠吃,夜間在月光下跟着副班長去挖野菜,腿磕破了也不吭聲,白天照常工作。1948年初單位升級爲華東野戰軍第一後方醫院跟隨部隊,前方打仗,我們收傷員,白天飛機炸,傷員多在夜間到達,我提着馬燈和擔架將傷員一個個再分到農家或廟裏住下,忙到後半夜天快亮就枕着傷員的拐睡一會,一條薄被,鋪一半蓋一半,一個小衣服包當枕頭,寒冷飢餓忍着。
後來派我到村中危重病房24小時值班,正房八人爲傷員,廂房兩人爲肺結核、發燒大咳血,和我同屋是一重病男戰士,另一位是衛生隊長,中間用布單隔開。班長說:“傷病員不行了快給穿衣服,晚了屍體硬就穿不上啦。”第二天就死了一位排長,胸部重傷化膿而無消炎藥,他臨終送我一本《大衆哲學》,我只是哭而不知問他的姓名,第三天又死了兩位同志。陳珍是衛生隊長,她說自己活不了,叫我給她安徽的叔叔寫信,說在她死後安埋在路旁邊,並把白大衣和美國醫書送給我。我向領導彙報後大衣和書都交公,後來她叔叔也回信了。陳珍是我心中的榜樣,在痛苦中將她送走。
遼東人民在革命戰爭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村男青年都走光了,八百萬餘遼東人中就四十多萬優秀兒女參軍。他們能征善戰,屢建奇功,其中有八萬多人爲國捐軀,十萬多人傷殘,之前民工達260多萬人次。在抗日戰爭時遼東送往延安的黃金達13萬兩,遼東部隊建立27軍等四個軍,共殲敵75萬餘人;抗日戰爭殘敵14.6萬餘人,解放戰爭殲敵58.5萬餘人,美國集16個國家侵入朝鮮,打過三八線直衝中國,而我國抗美援朝遼東部隊就殲敵2.1萬餘人,爲自由、解放而英勇奮戰流血犧牲的人民英雄們,爲他們驕傲和光榮。(注:以上數字引於《天福雄風》一書)
革命歌曲鼓舞人心,我雖歌唱水平低卻很喜歡唱老革命歌曲,入伍後常和傷員一起演節目,至今還有照片,工傷關係親如一家,我時而想念戰爭年代去世的那些可敬可愛的傷病員戰友們,那時生活艱苦,戰爭殘酷,但同志間、上下級之間能同甘共苦,忠誠信賴,心情舒暢,深信勝利在望。解放後黨培養我學文化,學外語,醫大七年又學中醫中藥和進修胸內科兩年,所以我心中的共產黨比父母更偉大。
今年是共產黨成立90週年,從最初成立時黨員只有50人,到新中國成立用28年,從無到有奪取了全國政權,靠的是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共產主義理想激勵了無數革命先烈慷慨就義,流盡了自己最後的一滴血,勝利來之不易!現在近8千萬共產黨員,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有的在困難面前百折不撓或勇於擔當責任,有的默默奉獻,都是爲了人民能過好日子。改革開放生產大發展,人民生活有改善,但中國窮人多,底子薄,物價不斷上漲日子不好過。中國人均收入還不到世界人均收入的一半,先富起來的一些人,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但是,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也出現了一些投機者,一些違法亂紀者,一些見利妄爲者,我們要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堅決遏制和消除各種腐敗行爲,加快社會保障建設步伐,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公平正義,誠信友愛,生產發展,而窮富差距太大,人們要理智的適應社會變遷才能前進和發展;改革開放後出現了大批能人,對國家貢獻不可沒。中國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領導好,關心羣衆在努力縮小窮富差距;幹休所多年是先進單位,關鍵是有個好領導班子,關心體貼老同志,感到黨就在我們心裏。(天津市河北區軍隊離休退休幹部休養所王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