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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冀東平原上一個土地貧瘠的偏僻農村。祖父輩和窮苦農民一樣,過着“面向黃土背朝天”的日子。家裏的幾畝旱薄地不夠種,每每夏收農忙季節,跟着麥子成熟的腳步,從南到北給人家打短工、拔麥子,以貼補家用。
七七事變,轟轟烈烈的抗日烽火燃燒在華北大地,父親放棄小學教師的工作,投身到抗日隊伍中去,母親雖是一字不識的農村婦女,也在“白色恐怖”的40年代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帶領村裏的婦女織布、做鞋,支援抗日隊伍。
那時,我家在小村的西北角,有三間泥坯西房。它的東邊是一片榆樹林,南邊隔街與鄰家相望,西邊是一片打穀場,北面便是莊稼地了。這三間房與村子天然隔絕的地理位置,成了保護抗日力量最好的庇護所。夏天,一旦有敵情發生,人,從屋後一溜便進入了青紗帳,巧妙地躲過劫難。
1937年,父親參加了城北的抗日工作,總是夜裏來夜裏走。我們村離日本鬼子的炮樓只有四五里路,行動要格外小心。父親每次回家,先在房子外面轉一圈兒,確認沒有敵情,才轉到房後踹牆,每次連踹三下,這是他與家人定好的暗號。
後來,父親的津貼有了節餘。我們家又蓋起了三間東房。一天,家裏來了個賈大哥,住進了東屋。賈大哥臉色白白的,身材瘦瘦的,一看就是個書生,說話還侉聲侉調。母親說他是鄰縣武邑人,是抗日區政府的人,得了肺結核,是到我家養病的。他白天從不出門,對外人就說是我的表哥。那時也知道,我家根本就沒這麼門親戚。賈大哥當時病得不輕,臉色發黃,還時常咳嗽,奶奶養了幾隻老母雞,隔三差五給賈大哥煮個雞蛋,給他增加營養。
賈大哥這人挺怪,就說名字吧。有時說叫賈之光,有時說叫王文起,最終我也沒鬧清他到底姓“賈”還是姓“王”?反正大家都管他叫賈大哥。
他對別人的名字好像特別感興趣,一天,他叫住我說,小妹,我給你起個名字吧!我出於好奇,也想聽聽到底起個啥名。我原名叫蕙馨,夏天出生,是父親給起的,取蕙草芳香之意,在農村是比較雅的名字。其實,我也不懂賈大哥給我起的這名字是什麼意思,就這樣叫了一輩子。
那時哥哥在離家六七裏地的村子上高小,每天回家就跟賈大哥住一起。過了段時間,哥哥學也不上了,白天黑夜和賈大哥呆在一起,連屋都不出,晚上窗戶還蒙上牀大棉被。奶奶出於對哥哥健康的擔憂,背後常跟爺爺嘮叨:這孩子得管管,不能讓他們整天泡在一起,鬧得連學也不上了……當時爺爺好像挺不耐煩,說,這事兒,你老孃們兒,別管。
一天,我終於大着膽兒闖進那間神祕的東屋。聽到腳步聲,哥哥迎了出來,黑着臉把我訓斥了一頓。不過,我還是從那半掀開的門簾縫隙裏,看到賈大哥正使勁地用手攥着一個圓圓的、像粗棍子樣的黑物件,在同樣也是黑乎乎的板子上滾動着……
爲家裏的生計,爺爺忙完田地的農事,冬天便挎起糖籃子走街串巷,賣的也不過是兩三盒菸捲兒,幾十塊不包紙的糖塊,還有從我家梨樹上收穫的酸梨。我總盼着爺爺挎着糖籃子早點回家,每每都是我幫他數銅子兒和記賬。當然,也還有別的想頭——籃子裏賣剩下的糖塊,或是捎回半斤炒熟的花生。
就在那年,爺爺的糖籃挎得特別早,秋天場裏的活兒還沒忙完,爺爺便挎起糖籃子上街了,出門前總是先到東屋和賈大哥打個招呼。直到日本投降之後才知道,爺爺的糖籃子裏有個夾層,把賈大哥和哥哥他們刻印的有關抗日宣傳品藏在裏面,送給前村小學的王老師(後來成了我嫂子),再把王老師收到的上級指示精神捎給賈大哥。
一個嚴冬的早晨,天氣格外寒冷,天剛矇矇亮,我被咔咔的皮靴聲和呵斥、叫罵聲驚醒。鬼子又進村了,家裏其他人已不知去向,只有奶奶摟着我躲在西屋的炕角里。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槍逼視着母親,讓她到村南頭打穀場“開會”。他們每次討伐都採取這種形式:把青壯年男女集合到一起,四周架起機槍,逼村民們現場指認八路軍和區小隊隊員;而大部分日僞軍便趁機入戶搶掠、胡作非爲。母親推說有病,說什麼也不離開那間房。正在僵持中,門外跑進個僞軍,說炮樓有情況,馬上集合回去。這次,母親只捱了那個日本兵兩槍托子,瓦罐裏那十來個雞蛋是留給賈大哥補身子的,讓他們翻出來下到鍋裏,還沒煮熟就滾蛋了。
村子裏靜了下來,母親走進東屋,端起外間鍋臺上的那口大黑鍋,聽到響動,賈大哥和哥哥就從裏邊鑽了出來。原來,我們家的地道口在這裏,母親與日本兵周旋,死活不離開西屋是爲了轉移他們的視線,保護東屋地道里賈大哥的安全。
經常是剛吃過晚飯,母親便催促我去奶奶屋裏睡覺。時間一長,就知道了今晚我們家有人來。大約七點多鐘,房外一片漆黑,爲了避免敲門開門的響動,母親便悄悄地站在門口迎候“客人”。人到齊後,望風放哨的任務就交給了爺爺。
爺爺那時已經六十多歲,生活的磨難使他臉上過早地爬滿了皺紋。每當這些晚上,爺爺特別有精神,除了望風外,他還可以參加“旁聽”。老人白天勞作了一天,從外邊溜達一圈兒回來坐在“會場”的板凳上,不一會兒便打起盹。這天晚上正在爺爺打盹時,外邊傳來輕輕的敲門聲,他矇矇矓矓地往外跑,把兩個臺階當作一個,一腳踩空,摔倒在臺階下,大家馬上七手八腳地把他攙扶到屋裏。結果,爺爺的右邊大胯骨折了,直到去世也沒甩下柺杖。
第二天,村支部書記李大叔,陪着區幹部來看望爺爺,李大叔誇獎爺爺說,二叔(爺爺弟兄四個,排行老二)雖然是“白牌”,可什麼會我們都不避他。黨公開以後我才弄明白,原來在我們家開的是祕密黨員大會。臨走,區幹部誇爺爺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時光荏苒。我家老屋雖已在二十餘年前傾圮,但堂弟在老屋原址上,蓋起了灰磚到頂、紅漆圓柱、雕樑畫棟的五間大瓦房,在村裏巍然屹立,老屋變新居,不再是小村的“西北角”,周圍鱗次櫛比的農家院,把它團團地圍在中間。
如果說我家老屋在抗日時期爲黨的事業做出過貢獻,那麼,如今的新廈則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輝煌成就的有力見證。一座老屋,令人夢繞情牽,永遠矗立在我的記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