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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東西的復出,我是頗有期待的。自2005年《後悔錄》出版後他就在觸“電”,今年,先是在第1期《作家》雜誌上發表了《雙份老趙》,接下來又在《人民文學》第2期發表了《救命》。坦率地說,這兩篇作品的氣質與《後悔錄》相去甚遠,當然,故事還是荒誕的,更確切地說是荒謬的:老趙因爲對時代有強烈的戒備心,所以什麼都複製一份,結果連自己的生活也是複製品;《救命》寫的是中學老師孫暢因爲營救試圖自殺的麥可可最後只好答應和麥可可結婚。敘事聚焦於麥可可對婚姻的執着,這種執着最終打動了孫暢夫婦,連他的太太小玲也舉手發誓要給麥可可婚姻。我們當然可以通過這兩個文本說作家在審視時代,但是老趙這樣的“雙份”生活,麥可可這樣只要婚姻不問愛情的姿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擊中了時代的痛穴?單個個體對於大時代無能爲力時就只能盡個人的奇思異想玩點小花招。我懷疑。
王小鷹的《點絳脣》(《收穫》2011年第2期)敘述一位女性爲了所謂的“淮海路”想象支出了漫長的一生——徐採萍爲了“上嫁”淮海路一忍再忍,淪落到在家中只睡壁櫥,不僅被夫家拋棄,而且相依爲命的女兒最後也離開了她。小說是對上海想象的一種細化,也是對自《傷逝》以來女性悲劇命運探詢的繼承,是曹七巧、王琦瑤之後的又一悲劇形象。但是這篇小說敘事本身卻是有缺陷的:對主角徐採萍的描述極其不穩定,她的外貌、個性都是浮動不定的,她與她老闆婚外情轉折的敘述缺乏邏輯;小說整體格局狹小,徐採萍的命運起落沒能與大的時代變動很好地呼應,對於女主角的遭遇,我們固然同情但流於一聲嘆息。《點絳脣》展示了女作家的細膩與同情心,但是也顯示了女性經驗及“小敘事”的狹隘。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們就在歡呼“小敘事”,歡迎“個人化”,可是我不知道敘事還能“小”到哪裏去,還要不要與更廣大的社會現實發生血肉聯繫。沒有了“大我的普遍”,那種超越個人的大的悲憫、大的創痛如何從天而降?
劉慶邦的《麥苗青青蘆芽紅》(《作家》2011年第2期)的故事很老套——主人公在“文革”禁慾時代偷情,第一次就被逮住了,於是寫檢查並因此影響了女人的一生。劉慶邦用了很抒情的標題和舒緩的開篇,卻用了很短促的結尾,“眼皮把自己的眼睛遮住”一個細節就將董新麗漫長的難堪的生活概括過去了。敘事的重點放在閱讀檢討書一節上。劉慶邦是個誠實的作家,他沒有王小波的膽量,所以董新麗不能像陳清揚那樣,過着明目張膽的“破鞋”生活並熱愛這種生活。
同樣是對“文革”的敘述,馬金蓮《老人與窯》(《花城》2011年第3期)選擇了放羊的老人與小孩。小說顯示了年輕女作家良好的敘事潛質,寫老人和小孩的故事總是比寫“自傳”更讓我感動,因爲小孩和老人中間隔着的就是寬廣的人生,所有的故事都能從中流淌。“我”八歲半就因家太窮而跟“老瘋子”住到一起爲隊裏放羊,在這個過程中,我慢慢知道了老瘋子原來是個大阿訇,他教我念經並傳授我人生的準則。物質世界的極度貧乏與精神生活的堅守形成鮮明的對照。當隊上的羊發瘋死掉時,爲了保護“我”,老瘋子一個人承擔起全部的責任。在最黑暗的世界,老瘋子將經典傳誦給“我”,對“我”產生了終生的影響——“這面容清水一樣,一閃就消失了,和黎明前最後的黑暗融爲一體,化作前方那正在慢慢升騰的曙光。”
《卡扎菲小說選》(《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轉載)作爲小說這種文體來說是不成功的,但仍有除了他特殊身份以外的文學意味,比如《安魂草與該死的樹》中寫道:哈桑哈只的草藥能治人的驚恐症、忍受力,還可治尊嚴、榮譽的病,還可治驕傲、自尊方面的病。不能不說卡扎菲是有想象能力的,可惜他沒有相應的敘事能力演繹出經典的寓言小說來。卡扎菲對城市文化的拒斥與批判、對鄉村誇張的讚美、對死亡的想象折射出他的世界觀,我們甚至也可從文本中找出利比亞戰亂的某些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