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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香》
王安憶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於市井俗情的關注描摹,早在《富萍》、《桃之夭夭》、《驕傲的皮匠》等作品裏,王安憶即已做了細緻展示,自然,這是現代生活的勃勃生機。上海的小市民社會在其綿密瑣細的筆法下,隱約露出俗世的生存哲學來,有卑微卻無齷齪,有繁瑣卻無庸俗,生命的本質在顯現。試想,如此的筆法若離開現代社會,進入古代,會迸發出怎樣的景觀?王安憶以新作《天香》帶我們回到了明代末年的上海,“滬上的清雅就是雜在這俗世裏面,沸反盈天的。老莊也好,魏晉也罷,到此全作了話本傳奇。”
《天香》起始於明嘉靖三十八年,以上海申家之榮衰史爲背景,“天香園繡”之流變爲脈絡,鉤沉滬上社會文化及民間生活那一份“雅趣裏的俗情”。申家因天時、地利、人和而造“天香園”,享譽滬上。申柯海娶妻小綢,恩愛甚篤,卻因納妾閔氏結怨,纏繞半生;閔氏將繡藝帶入天香園,經深通才藝的小綢點染,創出“天香園繡”;後侄媳希昭青出於藍,以書畫意境入繡,更上層樓。申家衰落後,家中女性的繡藝竟撐起了所有的生活用度,爲出人意表之想。出嫁後寡居的蕙蘭更是設幔授藝,使“天香園繡”進入民間,成一代傳奇。
如果說王安憶對《紅樓夢》多有借鏡,那是顯在的。天香園之於大觀園,申府之於賈府,以及那種繁華至極處後的衰敗,處處使人會然於心。不過,王安憶的野心自然不會停步於此,她固然沒有曹公作爲時代親歷者的刻骨銘心,也難具其以一家之盛衰見出人性大悲摧的胸中丘壑;但作爲新時代的回眸者,王安憶力圖書寫出獨屬於自己的觀察來。《天香》不僅在意於家族史,也汲汲注目於滬上“城史”,更要寫出那人間世的煙火氣,也即“俗情”,“興致勃勃做人的勁頭”。這種勁頭是大觀園裏所沒有的。
上海,中國近現代的城市奇葩,其文化傳統之雜糅爲欲梳理者提出一個大的難題。王安憶的這次着手,直接向上追溯數百年,抵達世事紛紜的晚明時期,這既由書中的主線“顧繡”(“天香園繡”原型)之出現年代決定,也與中國的市民社會成熟於此時息息相關。我們早已從“三言二拍”等話本小說中領略了其時的世態人情、悲歡離合,顯然,王安憶的野心是要做現代意義的新詮釋,以一個園子、一件物什的流變延展出一座城的文化傳統來。
這個傳統是什麼?是俗與雅的糅合,是清雅夾雜在這俗世裏。天香園建成之初,一場玩鬧般的設市遊戲即爲恰切的隱喻。一羣豪門富家的哥兒姐兒,在秀麗的園子裏開起了集市,布肆、藥鋪、饅頭攤、肉攤等,熱火朝天,買賣興隆,煞有介事;玩也玩過了,“園子裏已經讓糟踐遍了”。他們的這番心血來潮不計成本,重在折騰,本爲精緻的人生,卻甘願埋首於煙火氣裏。後來柯海執着於制墨,阿潛爲弋陽腔所迷,阿昉悄沒聲兒地開起了豆腐店,都算得上是“精緻的淘氣”,很有些對生活藝術的入迷探究。
天香園的女人們先頭位置並不突出,因爲爺兒們的折騰實在太歡勢,不免暫時遮住了女性的身影。可一旦這大廈有將傾之態,爺兒們靠不住,女人們的天香園繡撐起了整個家。這繡藝的來歷也頗耐思量,源於不識字的閔氏從蘇州帶來的實用技藝,在天香園經詩書通家點染成爲清雅的藝術,處於審美的境界,而最終又重新返歸實用,回到民間。自然,這一次返回已不是簡單的回還,而是更高一層面的“歸真”了,清雅與俗世並行。這豈止是一種繡藝的流變,分明是一座城的歷史與性格,以及文化傳統的承接與延續。王安憶下筆爲繡藝,她卻是在想着這座城。自然,這城與這繡在氣質上是合着榫子的。
王安憶說,《天工開物》是在明代完成的,這幫助自己理解“顧繡”這一件出品裏的含義,因爲這可說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件,象徵人對生產技術的認識與掌握已進步到自覺的階段。而我進一步揣想,《天工開物》的年代,也正是上海之成爲東南名邑的時代,即城史的初始;天香園繡的流變史也恰在此時,與滬上的城史相依而行,可說是一種隱喻。這繡從實用進入審美,又從審美重歸實用,清雅依然,卻不離煙火氣,與滬上的文化風範何其相似,世俗的生活中總有精緻的講究,商業的氛圍中亦不乏文化的包容。
話返回頭,再說幾句與《紅樓夢》有關的言語。王安憶在相關訪談中也將《天香》與“紅樓”做了少許比較,戲言,“自忖有一點比‘紅樓’強,那就是‘紅樓’沒寫完,而我寫完了。”雖爲笑談,我卻有一些延伸的感受,即《天香》雖完稿,結局未免失之潦草與單薄,匆匆交代人物後事,與前大半本書的極力鋪陳十分不相稱。聯繫到“紅樓”,我時常有個大膽的想法:曹公的後四十回本子真的是遺失,還是已寫出,自己無法滿意這收尾,乾脆不必傳世?總之,鮮花着錦般極度繁盛之後的衰敗不好寫,尤其最末的收尾更是難以着筆,是人所共知的。王安憶想於繁盛與衰敗間極力宕開一筆,給出一個新的希冀來,終究是筆力不足,讓我們望而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