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

　　    “高貴”理想的悖論

　　  劉醒龍“高貴”的文學理想，指向文學的永恆光芒和人類的共同價值，他用“善”觀照人性、表達關懷，堅信“大善能包容惡改造惡”，從建設的方面爲人性鋪設“高貴”的出路。在價值破碎的時代，這樣的追求顯得尤爲可貴。但他某些作品中宣揚的植根傳統價值土壤、帶有沉重隱忍意味的“善”，往往以違背個體意志、犧牲個體價值爲代價來實現。用“善”來對一切消極價值進行“和解”，這一類似“道德自我完善”的“和解”法固然是一種“高貴”的方式，然而夢想的高蹈與現實的不堪之間總是令人遺憾地存在着悖論，在真正面對黑暗時，它常常既缺乏揭出病苦的勇力，又缺乏療救的可操作性。揹負着沉重道德感，作家的思維難以輕鬆飛翔；過度強大的主觀意念，讓他的“夢想”染上烏托邦色彩。

　　  ——劉川鄂、鄧雨佳：《劉醒龍：“高貴”文學理想大廈的精心構造者》，原載《中國作家》2011年第5期

　　  路內：

　　  繪寫一代人的青春風景

　　  路內小說的文學價值不在於創新了某種敘述形式或者講述了某個特別的故事，而是用街頭語言和青春往事構築起了一道九十年代初青少年的生存狀態的風景畫，反映了那個年代局部的生存狀態與市井風貌。然而生存並不是路內要表達的全部。小說中的戴城(指路內小說《少巴》和《追隨》中的故事地點)有着作家故鄉蘇州的印記。這個江南富饒之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了鄉鎮企業，九十年代有了工業園區，經濟文化一直很發達，“這樣的城市，它需要一種高效的模仿，而不是創造。老是仿着，人都跟小孩似的，我整個青年時代就是這樣，青春期過不去，還不覺得自己傻，幸虧是窮了點，不然都懶得開眼”。路小路這代人其實處於時代精神的幽深縫隙，他們缺乏上一代人的理想主義情懷和生命沉思的自覺；同時他們也不具有下一代人後現代生存立場的囂張放縱。他們的心靈裂變和走向，是洞悉中國近二十年心靈史的一把鑰匙。

　　  ——張豔梅：《邊緣青春是普遍時代——路內小說簡論》，原載《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