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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樓林立、企業雲集的北京,把中共黨的組織引入樓宇商圈中的嘗試從兩年前就已開始,其背後是基層黨建“弱化”的現實以及執政黨從行政化走向社會化的努力
上午9點剛過,送走幾個來訪的客人,又草簽了一份合同之後,40多歲的劉秀福匆匆趕往北京市豐臺區盧溝橋街道辦事處。
劉秀福是北京冠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工會主席,這是一傢俬營企業,但他還有一個身份——冠京寫字樓的中共“樓宇書記”。
一個月以來,爲了迎接中共建黨九十週年,劉秀福帶着手下的黨員先後5次參加街道社會工作黨委組織的大合唱排練,屆時將參加比賽,“比賽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樓宇黨支部的首次亮相”。 “邊緣化”困境2010年,中央組織部曾召開黨內統計專題新聞發佈會,公佈最新黨內統計數據。截至2009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爲7799.5萬名,黨的基層組織379.2萬個,比2008年增加7.4萬個。有43.8萬戶非公有制企業建立了黨組織, 1.2萬個社會團體建立了黨組織。
“黨組織的迅速擴大,並不代表其作用一定到位。”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公共行政學專家竹立家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
事實上,隨着中國社會利益格局調整和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黨建方式正面臨着新挑戰。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一部分黨組織和黨員所發揮的具體作用逐漸弱化甚至消失”,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鄭長忠曾撰文論述基層黨組織“邊緣化”現象。
鄭長忠提出,改革開放之後,在城市,原先政治、經濟、社會一體的單位組織日益被功能專業化的組織取代,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脫離出組織的空間,回到社會。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擺脫了公社組織的束縛並逐漸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成爲原子式的個體。“組織對人的控制日益減弱。”主要表現爲黨組織空缺、黨組織空轉和黨組織合法性基礎的喪失。
此類“弱化”現象對於國潤商務大廈黨委書記任秀琴來說體會尤深。2008年底成立中共黨委之後,她第一件工作就是摸底。現實的變化令長期在機關從事黨務工作的她感到吃驚。
“名義上叫黨委,事實上沒有一個黨員關係在我這裏。”任秀琴說,32層高樓,幾百家企業,到底有多少黨員,她並不知道。
8月份,街道工委和組織部先去打頭陣,在大樓物業配合下去挨家“摸底”,“基本是企業自己報,報多少算多少。”當時統計上來有65個黨員,而且大部分是“口袋黨員”,有的連組織關係在哪兒都記不清了。
就是在這次正式掃樓中,任秀琴體會到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講,事難做”這些經常在政府機關辦事纔會遇到的尷尬。
“走進企業大門有前臺小姐擋道,老闆明明在,她講不在。剛想跟她聊上幾句,她一臉不耐煩地對你講,很忙、沒空,下次請你先電話預約。”任秀琴說,也有企業老闆認爲這是在搞形式,搞“花架子”。有半個多月,任秀琴每天都徘徊在大廈樓道內。
現實的尷尬恰恰說明了中共黨建工作的薄弱點。長期以來對黨建的陌生讓企業和黨員們產生天然的疏離感。任秀琴說,從老闆來講,你把黨員身份調出來,今兒開會,明兒開會,會不會影響生產?對黨員個人來說,他們說不定在這兒待多久,黨組織轉來轉去的很麻煩,另外擔心一旦被組織找上了,事兒太多,影響工作,要交黨費,還要捐款捐物。“大家想的都很現實,最主要是怕麻煩。”
她決定打“資源牌、服務牌”,動用政府的資源先幫企業幹上兩件實事。任秀琴說,當時大樓內一家名叫聖路律通科技有限公司的老闆說,他們做進出口貿易,希望在國稅部門申請一部發票機但很久申請不下來,“我們瞭解情況之後,通過街道辦,協調國稅部門,很快就幫他把問題解決了”。
這件事很快在大樓裏傳開來,任秀琴藉機帶着街道辦的工作證,印了上千份“需求調研”,以提供免費服務的名義打開了一家家大門。
幾天工夫,任秀琴又“摳”出了6個黨員。她把這71個黨員聘爲企業服務聯絡員,並且按樓層分佈,先後成立了24個黨支部。
任秀琴開始變着花樣吸引樓裏的年輕人,每到企業員工過生日,她總會主動送上生日賀卡,企業有什麼困難需要她幫忙也從不推諉。“開會都買上吃的喝的。出門搞活動,門票、租車都由黨委出錢,還給每個人買一堆麪包、香腸等”。
“一個樓的黨組織建立起來上級給四萬,不夠街道辦負責補齊。” 任秀琴說,黨委有經濟後盾,組織活動並不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