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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志
我近來發現一種“脾氣文學”,多見於雜感、隨筆、小品、答辯式的文字,名家手筆尤甚。自從時興在作者署名的前頭或後頭,冠之或附之作者頭銜以來,這種“脾氣文學”的脾氣就越發呈上升趨勢。商業術語名之爲“看漲”。
譬如說,若是作者的署名附上了“教授”頭銜,而他與之論爭的那位只是副教授、講師、助教、乃至只是個正在就讀的學生,我們從這位“教授”的文章中,很可能首先感受到的是撲面而來的“教授脾氣”、“教授威風”。明明只是個辯手,上得臺來卻以評委主任自居,大話、氣話、情緒話、武斷話撒開了甩。兼而閃爍出“我在國外講學的時候”如何如何,“我與國外專家學者交談的時候”如何如何,以此凌人。其實,這倒很像在辯論大賽中某辯手在發言中,時不時說上幾句“我與評委甲是老朋友”、“我與評委乙是遠親”之類的蠢話,反倒證明他不是純正而又有真辯才的辯手。有這樣的“脾氣”,是無足與之正正經經論文的。當年魯迅與陳西瀅論戰時,陳爲教授,魯爲講師,陳多以“教授”頭銜炫己壓人。但最終還是被歷史證明了他比起魯迅的文績來,無論是身高還是體重都有侏儒感。既然論的是文,應從文本身衡定是非、優劣,別的係數是不起作用的。
還有一種“脾氣文學”,炫耀的幾乎僅僅是作者的“生存形態”本身,並將這種得意作爲一種能量去征服對手。比如說,同是作家,“生存形態”很不相同。有的不僅有“名”,還可能有“位”、有“福”,同時地兼着什麼官,什麼職,什麼大款,各種高規格的宴會、出訪、要人接見也時不時地扒上邊兒。有的則名低、位卑、人窮,在山溝的茅棚中苦苦爬格子。兩個人的生存形態差異,若是用之於衡文標準,自以爲生存形態優越就理應文章高妙,與生存形態差的對手進行辯爭時,時時以生存形態優勢作爲俯視對方的當然條件,出言也多爲誨謾,這其實也是無足以論文的。文學史上的許多大家都曾位卑人窮過,陶淵明捱過餓,“餓來驅我去,不知竟如何”;杜甫受過凍,“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曹雪芹也過過窮日子,“舉家食粥酒常賒”,若是有誰帶着生存形態優越感去與上述幾位論文,辯不過人家就憤憤地想或說:“你有什麼本事!若有本事,還會這樣受窮麼?”這樣的心思也似乎是真正文學上的外行心思。
“脾氣文學”的拓展力很大,能形成一時文風。有的人本非什麼名家,沒有大頭銜、大學銜,寫出的東西也有“大”脾氣,以戲謔古今爲學問,以謾語刁言爲文采,其實這恰恰是小文人的第一標誌。
李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