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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一段相對較快的復甦過程後,當前世界經濟出現了明顯的放慢趨勢,不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都面臨着複雜的經濟態勢,中國經濟又正處於重新把脈的時期。這裏我想講三點判斷。
關於經濟形勢的三點判斷
1、中國已經告別國際金融危機
關於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專家普遍認爲,美國還沒有走出危機,可能還會出事,歐洲也有事,日本事更多,但基本上發達市場的問題跟中國沒有什麼關係了。從2009年3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兩年多的時間已經過去,中國的增長始終相當穩定。
這是因爲,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以內需爲主導的增長,而且這個增長可望穩定、持續。我認爲中國不會有滯脹,擔心是可以的,但從現在的數據和過去兩年多走勢來看,滯脹不可能出現。事實上,我的判斷是,中國經濟非但不會出現滯脹,其實還可以樂觀地宣告,中國已經告別金融危機,正在走向一個新的內需爲主導的增長週期。
2、中國以城市化爲基礎的內需主導型增長具有可持續性
關於內需增長,重要的是,它有怎樣的一個內生動力?這個內生的動力是否可以持續?我個人的判斷,是可以持續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明顯滯後於工業化,更滯後於國民經濟增長,大約滯後於國際標準水平20-30個百分點。這等於說,過去我們在經濟中留下了一個非常大的“坑”,這本來是一件壞事情,說明我們在經濟發展中沒有注意平衡,但在今天,外需動力下行,特別是發達市場長期仍不太被看好時,中國居然有着一個可以挖掘內需潛力的“大坑”,這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中國依靠填挖城市化的“大坑”,足以讓中國經濟保持內生性、可持續性的中長期增長。
近兩年來種種跡象都顯示,中國正在走向一個以城市化爲基礎的內需主導型增長,包括高鐵的修建、基礎設施的改善、一些地方戶籍制度的取消、“十二五”規劃中對保障房建設的重視等等,都在激發這樣一輪新型的增長。我還特別注意到,“十二五”規劃將讓很多進城農民也可以享受到保障房,這樣農民進城的成本,將大大下降,這會帶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並足以驅動中國經濟在目前全球經濟還不太確定的情況下走向一個比較確定的城市化-內需主導的增長。
3、中國製造經濟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資產經濟正當其時
中國經濟其實已經在快速轉型。同時,伴隨着城市化-內需增長的轉型,中國製造經濟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資產經濟目前正當其時,未來將會走向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時代。現在很多的製造業企業逐漸出現一些問題,即便銷售額很高,利潤也不是很高,所以製造業企業紛紛開始轉向資產經濟,特別是房地產投資。這裏面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預計,未來中國進一步轉向現代服務經濟,以及創新經濟或者叫知識經濟,圍繞着創業板,資本市場已經產生這樣的新的經濟導向。
影響中國經濟穩定的兩個問題
當前,影響中國經濟穩定的一個問題,其實是非經濟的或者說社會性的,也就是大家擔心愈來愈嚴重的收入差距擴大會使得社會出現斷裂,從而中斷經濟增長進程。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關鍵之一,是加快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收入分配主要是城鄉收入差距大,而且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在加大。而在農村內部和城市內部居民的收入差距並沒有那麼大。因此如果要真正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同樣要加速城市化進程。事實上,包括想要轉向以消費爲主導的內生性增長,也跟城市化進程聯繫在一起。我們要提升消費,主要是要提升農村家庭的消費,因爲農村家庭消費不到城市家庭的一半。然而提高農村家庭消費的關鍵是讓農村城市化,解決收入差距的一個關鍵,也是加快城市化進程。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就是國富民窮的方向應該改變。國富民窮這個狀況已經持續好多年了,到現在爲止沒有任何改變。今年一季度以來財政收入又增長30%多,這相當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長4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3倍,這樣一個方向,絕對應該主動進行調整。這個問題跟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包容性增長理念,可以說完全不合拍,甚至正好是背道而馳的,長久下去很容易引發社會斷裂的危機,這個問題應該得到重視。
對宏觀調控的兩點建議
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個建議,今天中國的現代服務業發展是遠遠不足的,這跟政府導向有關係。中國在轉向內需增長,這將是以城市化爲基礎的內需增長,製造經濟的黃金時代逐漸過去,資產經濟正當其時,未來應該是現代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的時代。但是政府在這方面的導向和建構是遠遠不夠的。居民和民營企業在外匯使用上沒有足夠的權利,沒有足夠的自由權,導致我們國內的流動性過剩。那麼大家都要到哪投資呢?都投到房地產。中國的股市爲什麼不可以有很好的發展?這跟政府的導向也有關係。爲什麼大家願投資房地產?因爲投資房地產從來都是賺錢的,由此製造了一個神話:投資房地產永遠是賺錢的,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但是投資股市很少有人賺到錢,大家總體上是虧錢的,當然就沒有人追逐了。所以房地產市場的賺錢效應讓這個市場成爲中國惟一的熱錢市場,但是我們在資本市場的政策導向,卻讓大家不願意把資金投入到資本市場,這必然會延緩未來的中國產業結構向服務經濟的轉型,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的流動性的過剩,包括宏觀調控等一系列問題。所以在這些大的政策導向上,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改變。
再一個,政府應該加大力氣轉向以城市化爲主導的內需的增長。很多人都在談內需增長,但如果沒有城市化基礎,那麼我們談內需增長是沒有意義的。所以,無論如何政府要抓住城市化的關鍵,而且要採取各個方面的措施來加快這個進程。
(作者爲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