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雪珥先生的新著《大國海盜》，最強烈的閱讀體驗竟然是作者的多情，這種多情貫穿於作者對中國歷史、中國海盜的張望之中！

　　  雪珥，澳大利亞華人，職業商人，非職業歷史拓荒者……也許正是這些獨特的身份標籤決定了他的這種多情與張望？

　　  雪珥最近給人的感覺是異軍突起，佳作不斷。之前閱讀過他的《大東亞的沉沒》、《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祕中日戰爭》和《國運1909：清帝國的改革突圍》等著作。由於作者擅長於新史料、新理論、新視覺、新思維的解讀與運用，所以每著都給人以全新的閱讀體驗和強烈的思維撞擊，但是多情這種體驗卻似乎只能落腳於《大國海盜》之中。

　　  《大國海盜》展現的是作者大國情結方面的一種多情。歷史上，中國陸上文明領先世界一千多年，寫就了輝煌的篇章；海上文明，中國也有不凡的篇章。雪珥先生曾經做過悉尼一家中文報紙的編輯，他把鄭和寶船與哥倫布首次環球航行時的旗艦對比圖放在了頭版頭條。這個對比圖深深地刺激了他，正如他在此書後記中所言：“那高達30多倍的巨大反差，令哥倫布的旗艦看起來就像是個澡盆中的玩具。但這個澡盆中的玩具，卻最終贏得了世界，而那偉岸的鄭和艦隊，卻成了歷史澡盆中的一個渺小的玩具。”古老的大中國不但沒有經營出一個完整穩定的海上王國，甚而無所不用其極地敵視它、阻礙它、摧毀它，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內陸化與封閉化，愣是在亞洲的海域上，給西方殖民者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直至自己的這種內陸化與封閉化都自身不保，被來自西方的海洋勢力所摧毀！

　　  再次，《大國海盜》展現的是作者對於中國海盜這個羣體的一種多情。當我們觀看神乎其神的西方電影《加勒比海盜》時，有幾個人會想起，中國也有自己的海盜，而且他們拓荒殖地的冒險精神與商業擴張能力一點也不比這些洋海盜弱？問題是，當英國海盜德雷克成爲英國女王的座上賓、英國上流社會中的一員、英國皇家海軍的先鋒、英國民族精神的榮譽及象徵時，我們的海盜汪直、林風、鄭成功們，則面臨着政府甚至是政府與西方殖民勢力的聯合鎮壓。前有來自異域的同業對手，後有祖國這麼一個大殺手，中國海盜情何以堪？所謂的中國海盜，無非是海上討生活的中國商人。而且正是由於中國傳統的海禁政策，才讓他們陷入了這種歷史悲情之中。

　　  雪珥的《大國海盜》及貫穿其中的多情與張望，激起的乃是我們內心深處的隱痛。這隱痛，來自於文化與制度方面的反思。

　　  中國文化是早熟的。它一開始就知道什麼是最危險的。比如女人、比如商人、比如異質文明。文化的早熟，決定了制度上的早熟，中國的制度設計都是防患於未然。中國封閉型政權中，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小農才堪稱良民，而商人的流動特性、這種流動帶來的信息交流以及商人致富後的恆產恆心，都對這種政權構成了終極意義上的威脅……一句話，中國海盜的宿命，乃是文化與制度的必然，然則我們的張望與多情是多麼的無奈與悽惶！   

　　  《大國海盜》  雪珥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