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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時分的皋塘村,一幢幢獨門獨戶的農民房在白天最後一絲光亮中漸漸輪廓模糊。胡水龍家就在喧鬧的杭州汽車東站服裝市場隔壁,4層樓,帶一個前院,3米多高院牆,門一關,就隔開了城中村人來人往的嘈雜。
20多年前,胡水龍和鄰里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這一帶,從上世紀50年代到1986年,一直是杭州主要蔬菜基地。1986年,西泠冰箱廠在這裏建生產基地,徵用皋塘村80畝土地,徵地農民按比例招工進廠。和所有城市化進程中的城中村一樣,這裏誕生了一個新羣體,他們有城市身份證,卻保留着傳統鄉村很多風俗,被稱爲“都市村民”。
1986年,“都市村民”沒有現在這樣富裕。皋塘村土地雖然已包產到戶,但經營權還歸集體統籌,徵地補償對村民個體來說,並不可觀。最大的補償,不是錢而是身份。
按一畝地安置2個人進廠做工並轉爲居民戶口的條件,胡水龍和妻子,還有村裏近百號人都到工廠當了工人。胡水龍算過賬,當菜農,每月收入30多元;當工人,每月收入在40元至50元之間,算有小小增長。
皋塘村及其村民,從土地獲取財富,始於上世紀90年代。當時,大的背景是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整體轉暖,進入增長黃金時間;小的背景是短短10年,杭州由初期工業化階段進入後期工業化階段,民營企業蓬勃興起,外來務工人員從零開始,逐年增加。皋塘村人都在宅基地上蓋起三、四層小樓,出租給外來務工人員。
但胡水龍本人的“城市化進程”在這個時期受挫。他在工廠,和其他工人一樣,曾滿懷熱情,想學技術,甚至到綜合科去做管理。在國企改制時,他和妻子都下崗了。現在,和大多數村民一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再度退回到村裏,互相往來甚至通婚的,大多是與自己有着相似背景的城中村居民。胡水龍的妻子來自杭州江乾區範家村,兒媳婦來自拱墅區楊家村。
由於遷徙的特殊性,除了正常婚嫁和新生兒,皋塘村人口這幾年一直在2500人左右浮動。租住在這裏的2萬多外來務工人員,和他們是兩個世界。除了收租與日常生活管理,他們之間並無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