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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諺勸誡貪吃無益,常說“香嘴臭屁股”。斥責不識好歹常說“不知香臭”。看來在華人的觀念中,美食跟糞便是對立的兩極端。但洋文裏表示“臭”的不止一詞,最臭的也許是腐肉,古代不會保鮮,獵牧民族吃的肉難免帶有臭氣。
在中華文化中,食跟糞的關係特別緊密。談吃本該讓人垂涎,卻扯到讓人作嘔的東西,真得說聲抱歉,不過也理直氣壯。對於糞便,老年頭的人們實在是珍視大過厭惡。
中餐始於粟食,中華文化始於種粟。世界史上的原始農業都是遊牧及半耕半牧,得有大出近十倍的田地需要休耕以養肥力。唯獨華夏的周部落一開始就是純農的定居者,起先憑着黃土肥沃,休耕年頭很少,但地力耗盡仍不遊動,則是被迫的。《史記》說周人“務農耕”在遊牧部落的包圍中。定居必須解決肥料問題,這逼着先民找到利用糞便肥田的出路。筆者形成以上觀點後,一直抱有“人微言重”的不安,直到讀了華裔美國史學權威何炳棣先生的專著,他的研究結果與鄙見不謀而合。
人類的本性對糞便是極其厭惡的,所以西方很早就發明了抽水馬桶,一眼不看。今天的年輕華人也已不能想象爺爺一代的蔬菜中還會夾帶糞肥中的瓜子之類。不過農夫用手抓了撒到大田間的並不是鮮屎,而是“堆肥”(摻入植物梗葉、泥土後發酵),雅稱“農家肥”。
西方絕沒有“農家肥”,不過也用惡味不大的牛羊糞當肥料,所以半牧半農、農牧互補才成爲普遍模式。
拙著題目中提出“華人的飲食歧路”,走上“歧路”是飢餓所迫。古華人從肉食階段就“得天獨薄”,黃土地帶多草而少林(何先生已根據出土花粉證成鐵案),不像歐洲到處是密林大獸。《韓非子》說燧人氏發明用火後,吃的是蚌蛤之類;後來更一度陷入“茹草”的境地,逼得神農(而非神醫)遍嘗百草而選中粟米當主食。保衛收成免遭遊牧者掠奪,只能靠人多勢衆,於是養成“繁生——聚居”的基因。後世尺寸之地都要開墾種糧,只有坡地田埂上那點野草能養幾隻羊,所以羊肉貴爲“珍羞”(羞爲羊部)。這就註定平民百姓跟肉食無緣。
拙著寫到這裏幾乎自陷於困境:沒有肉料,哪來的中餐菜餚(餚即肉)?探索的結果反使觀點體系因爲各部分的互證而加強:正是克服肥田難題的同時也克服了肉食的匱乏。古華人在發明糞肥的過程中意外獲得天賜的獎賞,就是不花成本白撿的肉料。中華文化以家爲根基,“家”字就帶着豬(豕),廁所就是豬圈。餵豬的糠(小米有殼又有糠)屬於廢棄物(糞字的本義),人又利用豬愛洗澡的生性,讓它擔當摻草入糞的勞役。雞,則利用它刨食的習性,派成糞場摻土的小工。
孟夫子教導說八口之家都養兩頭母豬、五隻母雞,就不愁家裏的老人沒肉吃了。“谷——糠糞——豬雞——農家肥——谷”,這就是我們祖先超前創造的生態平衡。
有了肉料,加上吃淡味乾飯所必需的濃味“下飯”,遂能實現《西遊記》所說的“五穀輪迴”及莊子所說的“化臭腐爲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