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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集團旗下《世界新聞報》所引發的“竊聽風暴”並沒有隨着這家英國百年老報的關閉而停息。從上週五開始,由老默多克親自出馬,展開了新一輪的危機公關戰略來挽救他的媒介帝國:與竊聽事件直接相關的新舊高管先後辭職;登門向竊聽事件受害人懺悔致歉;在英國所有媒體上刊發廣告向社會公衆道歉認錯。然而,當這起曾被新聞集團早期公關策略成功化解爲“個人的、偶發的、技術性的錯誤”,一旦演變成全民譴責、社會控訴、政府幹預、司法介入的公共事件時,就已經超出了老謀深算的默多克以更大的危機公關手段所能操控的態勢。站在默多克的立場上,這無疑是老牌媒介帝國遭受的一次史無前例、始料不及的重創,擺在首要位置的是如何拯救它的品牌聲譽、市場份額和股市價值。但是,對全世界的新聞從業人員而言,這場醜聞動搖的不僅僅是新聞集團的根基,它破壞了新聞自由與新聞良知的基本準則,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西方自由主義新聞觀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西方自由主義新聞理論,是建立在自由表達的“天賦人權”基石之上,通過新聞自由來制度性地保障社會個體自由表達的基本權利。在制度性的安排下,新聞機構成爲社會個體自由表達的代言人,保護新聞記者個體的自由採訪權在一定程度上等同於保護全社會的自由表達權。然而,正是當代媒介產業制度本身構成了新聞自由的危機,比如,新聞產業經濟結構的變化,決定了操縱新聞的人傾向於把個體的表達權與知曉權拿來作爲賺錢的工具。默多克本人喜歡把自己標榜爲“自由主義者”,從新聞集團不斷擴大的成功業績來看,顯然得益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主導下所形成的全球化媒介市場,得益於各國政府放鬆或解除規制的媒介政策。在自由寬鬆的媒介環境下,默多克在世界各地不斷收購、兼併、創辦新聞出版機構,幾乎是無止境、全方位地擴展媒介帝國的版圖,成爲21世紀現實版的“全球公民凱恩”。正像電影《公民凱恩》的原型黃色報業巨頭赫斯特一樣,“自由主義者”默多克不斷“勤奮”地指導他的編輯記者改變傳統的新聞理念,以更“自由”的方式報道與處理新聞。他甚至要求納入旗下的《華爾街日報》改變其一貫堅持的嚴肅報道的內容,“別再爲贏得普利策獎寫文章”,哪怕是刊登女郎照片來吸引工商碩士也在所不惜。當越來越多的媒體處在默多克的控制之下,默多克的“新聞口味”便在世界範圍影響了傳媒的品質,影響到新聞文化環境。聳人聽聞、譁衆取寵、製造爭議的小報內容成爲普遍的新聞標準。《世界新聞報》的記者通過非法手段進入電話語音信箱竊取個人隱私,不外乎是爲了刺激與娛樂大衆,而從2002年以來,這一非法報道方式卻被報社高層視爲“黃金新聞源”。爲了佔有市場而毫不顧忌地觸犯道德底線、法律禁區,成了默多克以及他的新聞僱員對新聞自由的獨特理解與實踐。正像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早在上世紀40年代所指出的,對所有人來說,當一種最重要的工具(新聞媒體)變得只對少數人有用時,當它爲極少數人所役使時,把持這種工具的少數人的自由就是危險的。
在《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事件中,一方面是對新聞自由的濫用,另一方面是默多克新聞集團高層通過經濟與政治手段不斷得逞的對事件真相的控制。從今天揭露的事實來看,默多克高層不僅知曉竊聽事件的實情,而且利用他們與英國政界、警方的長期的良好合作關係,從2007年以來,多次使用鉅額資金實現與受害人的庭外和解。新聞集團控制的媒體,則對事件採取或視而不見、或避重就輕的報道方式。竊聽事件提供了一個西方媒介壟斷集團聯手政治力量控制新聞的最新案例。默多克長期以來與各國政要有着密切的私人交往,並以手中的新聞媒介影響政黨選舉。正像西方學者所言,默多克建立的是一個“英語世界歷史上最不講原則、最不講聲譽、最墮落的”媒介帝國,毫無新聞道德的基礎。以新聞集團的福克斯電視新聞網爲例,它用提供“公平與平衡新聞”的口號來取代新聞的正確性與正義性要求。而默多克所理解的“公平與平衡”,則是努力迎和當權的政治集團,從而用手中的新聞資源換取政治資源,並最終實現賺錢的目的。在默多克的帝國中,媒體、商業、政治構成了一個穩定的三角形,“新聞自由”是大衆媒體作爲經濟實體運營的一個道具,是西方所謂民主政治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只有當一場醜聞降臨時,這種穩定的結構才得以被重新審視。
在新一輪的危機公關中,默多克等新聞集團高管的公開致歉中頻繁提及一個詞wrongdoing(不良行爲),但或許這不僅僅是一個錯誤的行爲,甚至不僅僅是違法的行爲,可以用懲罰行爲人或花錢打理而了結。這根本上是新聞價值觀、道德觀的錯誤,是新聞的“自由”操作埋下的禍根。默多克在承認竊聽事件不良違法行爲的同時,並未在新聞理念層面有所反省。對“新聞自由”的崇尚通常是建立在媒體的獨立性之上,當他們用“無冕之王”、“第四權力”等光環強調媒體之於政治的獨立性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媒體之於商業的獨立性。媒介壟斷用商業利潤最大化的合理性悄無聲息地侵蝕着新聞道德和新聞價值的基石,使新聞自由只剩下一個虛僞的外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