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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理由不喜歡李伯男的《半糖》。這是一個活的戲,是彼得·布魯克所說的immediate theatre,它尊重了觀衆的感受,也尊重了觀衆的人民幣。相比之下,很多主旋律與經典作品的製作卻是死氣沉沉的,觀看它們,不是懷着調侃的心情忍受折磨,就是裝出正襟危坐的樣子自欺欺人。《半糖》卻在選題與形式上直面現實,能夠觸碰到觀衆的內心。相處多年的情人間的那種疲倦,愛與自由間的艱難選擇是人人都會面對的主題。類型化的人物設計、充滿生活氣息的臺詞和日常生活場景的安排使得笑點得以立體地展現。在娛樂觀衆這一點上,《半糖》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問題是,戲劇創作真的需要向觀衆做出無條件的讓步嗎?布萊希特顯然是不會認同的,他認爲戲劇首先應該是教育觀衆的。我們中國的觀衆顯然是被多年的戲劇教育以及其他藝術教育嚇破了膽。今天,戲劇工作者,誰都不敢大聲說要教育誰了。然而,把一切主動權都推給觀衆,並以此賺取他們的錢,難道這真是現代藝術產業的奧祕?那麼,作者去哪裏了呢?
《半糖》並不全然是個取悅觀衆的戲,在這一問題上,它是曖昧的。一方面,它努力地試圖去表達真實。在人物設定上,它讓男孩和女孩不均等,並讓女孩說出這樣的臺詞:“我並不愛你,我愛的是你愛我。”如果這個臺詞是整個戲的重心所在,那麼《半糖》向經典就靠近了。但是,另一方面,整個戲卻又試圖緩解這一深刻的矛盾。從整個演出看,認爲女孩不愛男孩恐怕並不能成立。如果女孩的臺詞是她真實的想法,那麼當他們分手後,女孩不會再回頭了。如果要讓戲更有戲,那麼女孩應該可以設定成爲富商的小三,這樣,人物的心靈才能夠挖得更深入。但是,《半糖》顯然不準備這麼做,因爲這麼做將會冒犯觀衆,這些觀衆是懷着悠閒的心情來享受的,你刺激了他們,他們下次就不來了。
但是,觀衆必須被刺激,甚至被激怒。劇場不僅僅是訓練演員的地方,也是訓練觀衆的場所。只有不斷被刺激,觀衆才能反思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淨化”。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裏“憐憫”是與“恐懼”放在一起說的,結合古希臘悲劇來理解,所謂的“恐懼”表達的更多的意思是對舊有道德體系崩潰的恐懼。只有讓觀衆意識到道德的困境和人生的缺口,才能鼓勵他們懷着更強的意志跳過去。如果戲劇把這些缺口都遮掩了起來,儘管世界變得美好了,但冷不丁什麼時候你就栽下去了。
所以說《半糖》還可以再勇敢一點,再勇敢一點就是真相了。在演出的結尾,導演安排了另外一對新人結婚。顯然,他應該意識到了,如果讓男女主角正面和好會把戲徹底做俗。因此,和好是和好了,但好得很曖昧。然而,爲什麼我們沒有一點勇氣讓他們分開呢?爲什麼已經這樣設計人物了,還需要有這樣的大團圓結局?女主角爲什麼就不能有一點“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精神呢?女孩最後說:“其實兩個人在一起也可以半糖。”乍聽起來這是非常智慧的話,但事實上,它是把矛盾蓋過去了。
最後,儘管不是很忍心,但有個問題不得不提:五年後,是否還會有劇團排演《半糖》?或許,這從來都不是李伯男考慮的問題,也不是戲劇創作者首先應關注的問題,但它確實是個問題。“勇敢一點”並不僅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才華。“勇敢一點”是不是我們就會有《偷心》(closer)可以演幾年,就會有《通往黑夜的漫長旅行》(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可以演一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