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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社會,伴隨着越來越深的道德與信任危機,人與人之間還有多少信任?
2007年9月南京“彭宇案”一審宣判結果出來後,在民間引起了巨大爭議。有網友哀嘆:“以後,市民還敢做好事嗎?誰還敢救助街頭急需幫助的老年人?公平輸了,正義輸了,良心輸了……”隨後,真的出現了街頭老人倒地一小時無人救助的事例。
當許多人無奈地接受“好人無好報”認知時,“最美媽媽”吳菊萍義無反顧地伸手一接,不啻爲一次雪中送炭。吳菊萍此舉,給人們的胸腔裏注入了暖意,也讓許多內心發生動搖的普通人受到鼓舞。在逐漸失衡的社會道德天平上,扳回了一分。
吳菊萍的義舉,在社會學的當代視野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爲此,記者採訪中國人民大學兩名專家——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和社會學教授劉少傑,他們說吳菊萍在告訴別人,在自己的小圈子外,依然可以存在信任。對善的嚮往,這個社會一直都在。
記者(以下簡稱記):吳菊萍的善舉,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對人有什麼影響?
劉少傑(以下簡稱劉):吳菊萍的事蹟平凡又感人。或許她是因爲一時衝動才做出了救人的決定,但她在電光火石的一霎那把孩子接下來,這樣的第一選擇,可以證明此舉是發自樸實、真誠的善。
在物慾橫流的社會環境下,冒着生命危險去救一個陌生人,而且在救人受傷之後,吳菊萍馬上受到了全社會的褒揚和幫助,這足以影響很多人的價值觀,給大家一種心理暗示——我也可以去幫助別人,而不會有什麼後顧之憂。
毛壽龍(以下簡稱毛):人與人之間無條件的信任,一般都存在於親屬之間,比如父女、母子等。人際關係再向外延伸,比如同僚、戰友之間,相互信任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信任的程度要更淺了。
吳菊萍與妞妞的父母是較遠的鄰居關係,而且素昧平生,這在當前的社會屬於比較疏遠的關係。在沒有比較強的紐帶連結彼此的情況下,吳菊萍的救人之舉,的確是當下比較稀缺的。這樣的個案告訴人們:在自己的小圈子外,依然可以存在信任關係。
記:有的人現在不敢救人、不願做好事,主要是怕“好人沒好報”。吳菊萍的這件事中,全社會的強烈反響給了我們怎樣的啓示?
毛:我注意到,這件事發生之後,人們的評價——無論是網絡還是生活中——幾乎都是一邊倒的褒揚,幾乎沒有人說她傻,也極少有人質疑她動機不純,這真的很難得。不再動輒站在道德制高點進行動機審判,這是一個積極的進步。
劉:市場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比如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在富裕了之後,道德風尚也應該與經濟協調發展。因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相互之間的誠信,甚至可以說,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道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水平。
記:杭州要給吳菊萍塑像,您怎麼看?
劉:我看到,有人提議要給吳菊萍塑像。對此我是贊同的。中國的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用榜樣、用模範的力量去教化人們。我記得在浙江東陽市有一個鎮,鎮上有16個文武狀元的牌坊。在中國大地上,有無數的牌坊、祠堂,用活生生的人物,來對老百姓進行感性教育。西方人重物理,而中國人重情理,這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你和人們去講原則、去不停說教,不見得有多大的效果。但是,榜樣一豎,力量無窮。關羽、岳飛是這樣,雷鋒也是一樣。
不過我覺得,在宣傳吳菊萍這個典型時,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拔高,要還原一個真實的人。應該多說說生活中的吳菊萍,她就是一個樸實、善良、熱心的女子,她也會有缺點,她去救妞妞,也是出自母親的本能。只有這樣一個真實可信的人,纔像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而不是聖人——纔會真正打動我們,她的楷模效應纔會更突出。
記:政府有關部門是否可以從體制建設方面鼓勵人們做好事?
劉:這次,有關部門高度關注,醫院方面對吳菊萍和妞妞的治療都很及時,全力以赴。這是很積極的一面。現在各地對好人好事都有一些表彰措施,但是對事後的保障更應該制度化,尤其是醫院和民政部門應該有所作爲。
毛:我覺得,政府在倡導民間互助的時候,應該更加謹慎、理性。因爲見義勇爲往往需要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不僅救人者面臨着危險,被救者也一樣有風險,如果救助不得當,雙方都會受傷害。舉個例子,有人懸在窗外半空,有熱心人拿了根繩子去救他,結果繩子太細,斷了,被救者摔下樓去。再比如,登山者在山上遇險,有人自告奮勇上山救人,結果自己都迷路了;或是跳下河救人,自己反倒淹死了。這樣令人痛心的事,發生過不止一次。
政府不應該鼓勵所有人都去見義勇爲,尤其是未成年人。應該教育大家,在有危險性的救人情況下,應該由專業資質的人員進行營救,沒有專業技能的普通人,應該第一時間打電話給110、119等職能部門,同時,儘量提高這些職能部門的反應速度與效率,並且儘可能地在大衆中間普及專業救治的知識與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