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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曲藝家協會主席、著名相聲演員李金斗,人緣極好,因此被很多圈中人尊稱一聲“鬥爺”。
“鬥爺”也很低調,輕易不接受個人專訪。認識他很多年,幾乎都是爲了曲協或中國廣播藝術團以及各種紀念相聲前輩的活動纔會接受媒體採訪。採訪時他很少談及個人,還經常叮囑記者“千萬少提我,都是大家的努力”。
9月7日,由李金斗和馮鞏、鞏漢林、金珠、趙炎、劉偉、劉全利、劉全和、付強、李偉建、武賓、賈玲等名家新秀共同主演的《越來越好相聲小品新作品晚會》將在保利劇院上演。爲了這臺中國廣播藝術團2011藝術周的重頭節目等重要活動,“鬥爺”才答應了記者的專訪要求。
李金斗能夠接受本報記者專訪,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愛看《北京晚報》。他不僅對晚報的文娛報道十分關注,還特別喜歡看蘇文洋的專欄。在他看來,那些深入民生、鍼砭時弊,文風犀利但又不失幽默和分寸的文章,其精彩程度絕不亞於最受老百姓歡迎的相聲。“這些年,我們相聲缺少好的新作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好作者太少。”聽上去,“鬥爺”似乎很期望,有一天蘇文洋老師也能爲相聲創作做點貢獻。
學藝艱辛曾改行
到“全聚德”當廚師
記者:您最初是怎麼走上相聲這條藝術道路的呢?
李金斗:我從小失去父母,跟着爺爺奶奶生活,家裏很窮,上小學時喜歡踢球,但沒錢買球。有個叫孫殿華的同學有足球,我就愛跟着他玩。他喜歡說相聲,每次表演都讓我給他當捧哏。有一天,他告訴我北京市曲藝團招收相聲學員,讓我陪他去考試,結果我考上了,他卻沒考上。但我奶奶反對我學相聲,瞞着我把我的錄取通知書撕了。負責招生的趙振鐸老師通過街道辦事處找到了我家,跟我講了很多進團說相聲的好處,我被深深吸引了,於是成爲了北京曲藝團當年最後一名入學的新生,從13歲開始坐科學相聲。
張文順是我同班大師哥,王謙祥、李增瑞也是我同學。我的班主任是侯寶林先生的大弟子賈振良;啓蒙老師是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教育家王長友和譚伯儒先生;後來我又在王長友老師的支持下,拜了他的高徒、著名相聲演員趙振鐸爲師,王長友老師就是我的師爺。他們都教了我太多太多東西,讓我終身受益匪淺。1996年,我師傅趙振鐸去世,因爲他是回民,我披麻戴孝,給他在清真寺裏操辦了隆重的葬禮,當時我瘦了十幾斤,每天都得吃救心丸。對我來說,師恩實在難忘啊!
記者:但聽說您曾經也改過行,到“全聚德”當過廚師。
李金斗:“文革”時,我被下放到農村幹校勞動改造挖防空洞好幾年;等到“文革”後舉辦第一次全國曲藝調演,我看到其他演員大顯身手,卻看不到自己的相聲事業前途,於是痛下決心改行,到“全聚德”烤鴨店學廚,苦練配菜切菜、顛勺炒菜。但我的心裏還惦記着相聲。有一次我拿到一個相聲劇本《學徒》,寫的是一個年輕人如何幹一行愛一行,成爲一名優秀廚師的,就像是爲我量身定做的。於是,從“文革”開始後就再也沒登過舞臺的我,終於重返舞臺說起了相聲。
記者:最讓大家難忘的就是您的相聲《武松打虎》了。
李金斗:那是1985年,北京市決定要舉行“首屆中青年演員調演”,這是“文革”後二十年來的第一次文藝賽事,震動了當時文藝界。那時我正守在得了胃癌的養母身邊,照顧她生活,是陳涌泉老師到醫院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我當時38歲,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參加這次難得的演出,經過再三請求終於爭取到了一個劇本,就是廉春明創作的《武松打虎》。爲了說好這個相聲,我和陳涌泉老師反覆研究仔細琢磨,並且多次專門到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萬春先生家中向他求教。他給了我們很多非常有用的指點,幫助我們將京劇藝術糅到相聲表演當中,豐富了演員的表演手段,使這段相聲非常生動。我們還把傳統相聲中的醒木等技巧也糅到節目當中。結果《武松打虎》最終以新穎的形式、高難度的表演和巧妙犀利的內容,引起了轟動,劇場效果非常強烈,我也因此獲得了“北京市首屆中青年演員調演”曲藝組唯一一項“優秀表演獎”。後來我又參加了中央電視臺全國首屆相聲邀請賽,獲得了逗哏一等獎;文化部“全國新曲目大獎賽”一等獎,被稱爲“三連冠”,我也是從那個時候走出了事業的低谷。
週末相聲俱樂部20元票價8年沒漲
記者:您一直都特別重視培養年輕人。之前幾次採訪您,您都是爲了捧您的徒弟,比如付強、劉穎、方清平等。而且每次他們辦專場,您都利用自己的關係給他們請來一批老前輩、老藝術家,爲他們“衆月捧星”,真是用心良苦!他們也都得了不少獎,好幾個人都上了央視春晚,發展的都不錯。
李金斗:他們能得獎,能獲得成功,真得感謝週末相聲俱樂部。這個平臺給了他們很好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得到很多的鍛鍊機會,也讓很多觀衆因此認識了他們。週末相聲俱樂部2003年成立,到今年已經8年了。我們一直是下基層演出,我們的口號就是:“給老百姓演出,爲老百姓創作,讓老百姓滿意。”從當初我們一羣專業相聲演員創辦這個俱樂部到今天,20元的票價從沒漲過。我們幾個輪流去攢底演出,我每月至少去演出一場,但從來沒拿過一分錢,還經常往裏花錢。今年是第八年了,我們希望能夠總結一下,並且看看能不能推舉出更年輕的週末相聲俱樂部主席。包括北京曲協的主席也是一樣,都需要有更年輕有爲的人才來接班。這和我捧我所有的徒弟的心態一樣,只要他們打算辦專場,我就給你出錢出主意。都是希望年輕人能夠早日擁有更廣闊的舞臺,不願意讓他們再經歷我們年輕時吃的苦受的罪。
記者:創辦青年相聲節的初衷也是如此吧?
李金斗:是啊,這些青年相聲演員,要是沒人捧他們、支持他們,很難出來。所以我們希望搭建這樣一個平臺,讓一些有意思的青年相聲演員能夠有展示自己才能的地方,並且給他們一些說法,同時也讓更多人認識他們,這就是最大的收穫了。我們每年還會在民族宮、音樂堂舉辦演出,每次都差不多會有衆多前輩名家把一對年輕演員給捧紅的。像我們9月7日在保利劇院的《越來越好相聲小品新作品晚會》,也是既有名家也有新秀,要給年輕人更多的展示舞臺。
記者:聽說您還在北大講過很多年相聲課。
李金斗:是,當時北大開了曲藝課,汪景壽教授請我們去給學生們包括留學生講曲藝。其實侯寶林、馬季都到北大講過課。我和陳涌泉也差不多在北大講了十年的課。
說相聲也要有責任感
相聲界必須要內心團結
記者:那您認爲現在的相聲有什麼問題呢?
李金斗:當年有人批評相聲低迷、不景氣,我說未必,相聲是不斷在向健康發展;如今,有人說相聲繁榮了,我也覺得不能忽視它的問題。現在的相聲比較混亂,有胡說八道的,有比較低級的,還有打嚴重“擦邊球”的。這也就是爲什麼會提出“反三俗”、“淨化相聲”。所以參加我們青年相聲節的團隊個人,都要遵守一定的協議。因爲說相聲也要有責任感,要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記者:那年輕人要如何對待傳統相聲呢?
李金斗:傳統相聲必須要學,這是基礎。郭德綱就很聰明也很用功,傳統相聲瓷實,能來“大活兒”,現在有幾個年輕人能有他的功底?而且他確實培養了很多年輕人,讓他們從傳統相聲基本功學起,這是對的。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學傳統,不練基本功,以後會吃虧的。但是對傳統相聲,也要明白哪些可以說,哪些不應該說。現在有些表演爲了討到廉價的效果,爲了討掌聲、笑聲而信口開河,什麼段子都說,這是不成的。以前相聲界的老先生,很重視這其中的分寸,對我們的影響也很深。我們學徒時,老先生教給我們一些傳統段子,同時也會明確告訴我們,有些是不能隨便演出的。1961年,文藝界內部曾經辦過一場挖掘傳統相聲的欣賞會,一臺節目全是相聲名家,包括侯寶林、劉寶瑞、趙振鐸、王長友、譚伯儒等人,從下午1點半演到6點,效果非常好。當時我和王謙祥作爲檢場負責搬桌子,見證了當時演出的情況。但演出開場時就明確告訴大家,這臺節目不能公開播出,是爲了作爲傳統相聲的資料保存的。
記者:現在的年輕人學相聲的態度和您們當時有很大不同。
李金斗:用侯寶林先生的話來說,很多人的“老師”是“錄老師”,都是跟着錄音機、錄像學的。現在還有“網老師”,就是跟着網絡學。這樣不行。一個是學不到真東西,另一個是“偷活兒”,不尊重別人的勞動和藝術。學相聲不能跟着錄音機、錄像或者網絡學,得到老師家裏學。我還是非常欣賞口傳心授的教學方法。而且當年我們要去跟別的老師學習,師傅都會寫字條兒和人家打招呼,這是規矩。現在很多事沒有規矩。沒有規矩,就沒有方圓;沒有五音,就難正六律。我13歲剛學相聲,有一次演出自作主張說了段《賣布頭》。下來後我師傅對我說:“誰讓你演這個的?!這個‘活兒’你現在不能演,因爲這是‘角兒’的‘活兒’。”
記者:現在很多人都急於成名成角兒,自立門戶。您怎麼看?
李金斗:“角兒”畢竟是少數,一個團隊中,“四樑四柱”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相聲之所以有魅力,在於它是一個很個性化的藝術。一個人的待人接物和人品,都決定了他的藝術風格。相聲沒有派,沒有什麼馬派、侯派,如果都是侯寶林,就沒有侯寶林了。像侯寶林有一位弟子,學侯先生學得特像,人長得也精神,嗓子也好,動作也乾淨,但一上臺準崴泥。就是因爲他太像侯寶林了,觀衆都不是聽相聲了,精力全放在拿他和侯寶林作比較上了,但在大衆心目中,侯寶林的藝術太深入人心了,都是“刻了板的文章”了,所以效果肯定不好。我教徒弟也得根據他們自己的個性風格來調教。
記者:您對相聲界團結問題怎麼看?
李金斗:相聲界必須要團結,而且是內心的團結。當年相聲界的老先生們,見面時互相不是說:“吃了嗎?”而都是說:“爺們兒,有事嗎?用‘活兒’嗎?”“練什麼‘活兒’呢?有什麼我能幫你的說啊!”我師傅也教導我:“吃虧是福。”只有本着肯吃虧的心,才能團結;如果都想佔便宜,是不可能團結的。
本報記者王潤文圖J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