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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廣州市領導分類接訪活動舉行,16位市領導分赴接訪點接訪羣衆,各區(縣級市)也同時開展接訪活動。
對一千多萬廣州人而言,這樣大陣仗的接訪已不陌生。就在前不久,廣州市各區(縣級市)及市直部門主要領導的大接訪活動纔剛剛落幕,各級領導幹部走到羣衆中,爲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而再往前追溯,2008年6月26日,2010年10月18日,分別舉行過兩次頗具廣州特色的大接訪活動。短短三年時間內,就舉行了四次如此大規模的大接訪,包括廣州市主要領導及各職能部門領導都直接參與,“這麼多人口的城市,敢這樣進行大接訪的”,確實不多。放眼國內,這確實是廣州一項創舉。
廣州敢拿出如此氣魄,開展大接訪,一方面與廣州“先行先試”的改革創新意識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服務理念的延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廣州就在全國率先開通了市長熱線和免貼郵票的市長專郵;2005年,先後制定《廣州市政府領導接聽羣衆來電工作方案》等文件,使領導接訪成爲常態;2008年,廣州出臺信訪工作首辦責任制試行辦法,將“大接訪”制度化,並實施首辦責任制……一脈相承的大接訪,體現的正是這種執政爲民的理念。
主要領導直面羣衆,以大接訪的形式,走近老百姓,走進基層,聽民聲、知民意、解民難,從大的方面說,爲改善羣衆和職能部門的關係架起一座橋樑——老百姓把自己的訴求當面告訴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則用心傾聽他們的聲音,並創造條件解決他們的實際難題。這種面對面的交流和溝通既提高了辦事效率,也拉近了政府和羣衆的心理距離,領導幹部並不是居廟堂之高,而就在你我身邊;從小的方面說,大接訪爲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困難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渠道,而且這個渠道效率更高,更令人滿意。
誠然,從根本上說,大接訪不是解決問題的萬能鑰匙,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羣衆的訴求。但一旦其制度化、常態化,意義就不僅止於一次接訪,更深層意義乃在於通過這種形式,探求、摸索一種化解社會矛盾的長效機制,併力爭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因而,大接訪的結果如何,意義不可小視。要想讓大接訪令羣衆滿意,可以考慮建立公開透明的跟蹤、彙報、回訪制度,追蹤接訪中羣衆的合理訴求是否得到了相關職能部門的答覆和解決。
而幾次大接訪所表現出的變化,則折射了社會的進步。從第一次大接訪領導需要用喇叭安撫接待的羣衆,到現在秩序井然的更平和心態;從以前只關注個人和家庭就業、醫療、教育等的個體訴求,到現在爲廣州治堵建言獻策的公共利益訴求;從以前只關注物質層面的生活需求,到現在上升到精神層面的文化需求……訴求的改變,反映了廣州人在參與社會公共治理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領導參與大接訪,真心實意爲老百姓解決問題;老百姓通過大接訪參與社會管理,和政府職能部門良性互動,這樣的大接訪無疑多多益善。李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