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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經歷過許多火車,數也數不清的火車,但也可以抽象爲兩列火車,一是襁褓中的火車,一是童年在鐵道上瘋跑追逐的火車。兩種火車在許多年裏毫不相干,因爲前者完全被忘記,直到用了幾乎催眠的方式才隱約記起早年襁褓中的火車。早年的記憶有點像冬天結了窗花的玻璃,在上面哈氣之後,會漸漸看到一些東西,會像電影一樣慢慢呈現出記憶的河流、鐵路、橋、橋上的火車、我三四歲的樣子;會看到小小的我守着窗,看窗外移動的東西。我的父母抱着我,許多年前往返於北京和良鄉之間,每週一次。
起點是永定門火車站,終點良鄉站,慢車,大概要兩三個小時車程。無論如何,無論怎麼催眠我都想不起從良鄉返回的情景,但是能越來越清晰地記得離開。離開與返回顯然有着截然不同的東西,也許和血液中祖先的遷徙有關,總帶着不安和無着。特別是早晨,早晨永遠是一種不安的時間:驟然的鈴聲,睡眠被摧毀,緊張,忙碌,要趕很遠的路,不僅要坐公共汽車,還要趕火車,趕時間。因爲一週之後纔會回來,所以要帶很多東西,包括給別人帶的東西,大包小袋,忙忙碌碌,父母拖着我,或抱着我,從衚衕深處走出,到琉璃廠14路汽車站,坐頭班車。我們住的是前青廠,到琉璃廠要走一會兒。琉璃廠路口的街燈與兩旁的黃燈泡還不一樣,是暗紅色的三角形,不,是菱形,六角形,這暗紅色的街燈是我對老北京最早的記憶之一,它來自於我最早的等待與注視,帶着那個饑饉時代的腹鳴與不安。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如果出門前父母發生爭吵,我會更加不安,而父母總是爭吵。好像總是爲給別人帶什麼東西,比如吃的東西爭吵。我當然站在母親一邊,因爲孩子和母親在護食上天然是一樣的。而父親考慮更多的是尊嚴——父親總是要多拿出一點帶給人,母親則認爲已拿出來得夠多。吵的結果通常是母親對父親說:你把東西都送人得了!我縮在母親身旁看着“無理”而強大的父親不敢出聲,可憐自己又可憐的母親,因爲東西還是被多拿了出來。
負氣甚至絕望地走在天還不亮的衚衕裏,看着清冷暗紅的路口街燈,上了一個人沒有的公共汽車。記得慢慢纔有了人,然後是火車站,欄杆,急匆匆的天橋,火車突然的鳴笛。一切都是騷動的,急匆的,不安的,都要一個幼小心靈承擔。直到上了火車,坐穩了。然而有關“離開”的記憶也就此中斷,上車後的情景再想不起來。我因此發現,人首先記住的是某種情緒,然後在情緒中才慢慢顯出事,物體,圖像。或者事實上它們是難以分開的,因爲情緒往往就凝結在圖像上,如路口的街燈。但也不是什麼情緒的事都能被記住,比如幸福、歡快就很難被記住。我從不記得早年一件歡快的事,記得的事都與恐懼、危險、悲傷、不安有關。即使我能抽象地想起一些火車上的情景,事實上也和上述情緒有關。比如那記憶深處的橋,河,流速很快的水面,我能想起它們是因爲當時看着它們害怕,火車經過橋上,怎麼看都覺得可怕,怕自己和火車掉進河裏。但是過了橋我會大大鬆一口氣,而記憶也再次中斷。如果還能記起什麼,比如田野上的墳頭,路邊巨大的石碑,也與恐懼有關。巨大的怪異的石碑給我的印象像危險的河流一樣,是抹不掉的記憶之一。很久很久以後我在母親的病榻上才知道那河是永定河,那橋是盧溝橋,那碑是王八馱石碑。
我想,很少人在我那麼小時那麼多次穿越過古老的盧溝橋,永定河,我不知道這對我有什麼意義。同樣我不知道那種不斷的來回穿越算不算一種顛沛流離?2000年,新千年伊始,安妮寶貝在網上做一檔訪談對話欄目,她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是何時開始的旅行?旅行有哪些有趣的事?我稍想了一下,回答她:我可以說我從一生下來就開始旅行嗎?我講了早年不斷乘火車的經歷,也講了我後來在火車道上瘋狂追火車的情景。是的,那時我十二三歲,已經有點野了,就像五月的黃口麻雀。它們已開始試着連飛,雖不能飛遠,只能起起落落,但已抓不到它們。那時我們院裏一幫半大孩子經常走着出城,到永定門外,逮蛐蛐,撈小魚,看火車。在鐵道上經常做的是:趴鐵軌上,聽很遠的火車,看上去的確就像落了一堆五月的黃口麻雀。火車近了,近了,再近了,又像一堆麻雀一樣一哄而起。火車過後仍不放過火車,大喊大叫,追火車,奔跑,向火車扔石頭!那時我已完全忘了小時候曾無數次坐過火車,看着火車十分新鮮。那時就是野,正在發育,什麼也想不起來。不過或許偶爾有時望着遠去的火車的背影,會有點恍惚?似曾相識?不,沒有,完全沒有。就是跑,喊,扔石頭。直到我向安妮寶貝講述自己最早的旅行,童年的另一列火車才向我駛來。
寧肯:小說家,北京作協簽約作家。代表作《蒙面之城》、《沉默之門》、《環形女人》以及《天·藏》等,曾獲第二屆、第四屆“老舍文學獎”、香港“紅樓夢獎·世界長篇小說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等多種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