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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幾天剛剛結束的第十八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圖書版權的引進與輸出好像終於達到了一種平衡。也就是說,以前我們是引進多,輸出少,這或多或少地讓許多業內人士有點兒憤憤不平,甚至有些人還將其上升到了國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如今大家總算可以喘口氣了。從本屆博覽會的統計數字看,總共達成了中外版權貿易協議2953項,比去年增長24.13%,其中,各類版權輸出與合作出版協議1652項,達成引進協議1301項,引進與輸出之比爲1∶1.3,雖然遠遠還沒有達到預期,但起碼出現了逆轉,實現了“十二五”開局之年版權輸出的開門紅。
然而,本市某出版社一位資深出版人對記者說,這些協議的訂立,並不意味着我們的圖書就能在國外的市場上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即便某些合作項目有了意向或者協議,實施和落實起來也會困難重重,不論是文化本身還是語言問題,都存在着許多障礙。因而,中國的文化要走向世界,還任重道遠。
這位出版人說,他們出版社的一些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圖書也曾成功地輸出過版權,但也只是“象徵性”的輸出而已,不僅版權轉讓費用低得可憐,就算圖書在國外出版,印數也十分有限,更談不到社會影響以及經濟效益。那麼,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他認爲,關注中國的外國人,多爲社會精英,這些人羣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畢竟還是少數。而佔多數的民衆,想深入地瞭解中國,渠道還不是很多。僅以圖書爲例,它本是外國讀者認識中國的最佳路徑之一,但由於翻譯等種種原因,使外國人走在這個路徑上總是顯得磕磕絆絆,不盡如人意。因而,中國的文化和圖書版權輸出,除了在東南亞等華語圈兒尚有一些競爭力外,在歐美則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
一位希臘漢學家曾講過,在歐美,真正精通中文或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其實並不多,而能弄懂古漢語和古詩、成語的就更是鳳毛麟角,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圖書的翻譯,並影響了其在國際市場上所佔的比重和份額。而中國的本土翻譯,同樣也面臨這樣的困境,乃至更甚。他們雖然有語言能力,但對外國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就是對中國的文化也是一知半解,如此,中國文化輸出的瓶頸也就形成了。所以,中國要想真正地解決文化輸出問題,首要的是解決翻譯問題。
近些年來,我們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外文圖書,只拿文學來講,幾乎國外以前所有的名家名著或現在榮獲大獎的作品都被介紹進來,不管翻譯得好不好,書是擺在那裏了,有些當代外國作家也從中國掘到了成色十足的金子,這也是爲什麼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能夠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外出版商以及作家的原因之一。而中國作家的作品被譯介出去,並且能在國外讀者中產生廣泛影響,即進入他們主流文化圈兒的,卻是少之又少。是中國缺少好作家和好作品麼?例如林語堂和張愛玲,他們能夠被一些外國讀者所知曉,原因之一是他們都能直接用英文寫作,他們用英文所表述的東西,可能離國外讀者的內心更近也更準確,被國外讀者所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還有人曾提出,中國作家難以在國際上走得更遠是由於沒有經紀人。然而,有了經紀人而沒有好翻譯,即便出去了,也會如樹葉落在水面上一樣無聲無息。我們以前曾出現過無數的翻譯大家,現在卻是隻有翻譯沒有家,這個問題不解決,恐怕只能是望梅止渴了。
然而,培養一個“通才”翻譯家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況且有些譯者也聲稱,不能將板子全都打在翻譯的身上。本市一位長期從事文學翻譯的女作家對記者說,在一項綜合工程上,翻譯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有了問題便讓他們去當“替死鬼”,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本報記者周凡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