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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評
晨報
近日,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顯示,目前民衆對政府、專家的信任度空前地低,曾經的權威聲音,也被打上問號。國內慈善機構3至5月共接受贈款62.6億元,郭美美風波後,6至8月總額降爲8.4億元,下降86.6%。
(9月8日《人民日報》)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一語風行,佐證着信任內耗的嚴重。在公共事件裏,老百姓漸成“老不信”。質疑政府解釋、調笑專家闢謠,已是坊間的風氣。
信任土壤貧瘠,文明就難以盛開。當真相在質疑慣性中蒙上疑雲、“陰謀論”“內幕說”跟政府釋疑專家解讀形影不離,政策運行成本勢必提高,發展活力日陷枯竭。久而久之,公衆的參與熱情不斷冷卻,政府澄清流言的代價變得高昂;社會的容忍底線上移,基礎秩序的崩潰會加速。
事實上,不信任感的泛化,與公共生活裏的亂象緊密關聯:當“被增長”“被就業”淪爲統計領域的怪現狀,當“三聚氰胺”“瘦肉精”接踵而至,當官場“豔照門”“學歷造假門”難以關上,公衆的失望情緒油然而生,不信任度也在滋長。
當公權無爲或濫用,蠶食着大量的公共資源,“讓利於民”成了空口號;CPI飛漲、房價虛高、毒食品屢禁不止,公共救濟的陽光照不進“民生多艱”的暗角;腐敗多發,“情婦起義”、小偷舉報等反腐手段成常態,必然耗竭着政府的公信力,信任度怎能不縮減?
無可否認,在利益分化、觀念多元的轉型語境下,價值歧異,或許是信任建構中的“路障”。但將彌散的信任危機,僅歸咎爲利益格局的多樣化,太過偏頗。實際上,善政“供給”的缺乏、政府信息的封閉化,纔是失信於民的現實因由。
當“捂蓋法”變成畸化維穩的路徑依賴,真相總被封存,公衆的信息飢渴,必然朝着負面想象偏好衍化;在政策法規層面,“亡羊”多時,“補牢”仍裹足不前,體制性修補陷入真空化,那伴着民衆希冀落空的,自然是信任度。政府的公信力若不斷消泯,就會跌進“做了好事也受疑”的塔西佗陷阱,透支人們的信任。
專家被“污名”爲磚家,也是源於專家“民生立場”的貧乏。他們在名利場滾爬,爲“稻粱謀”而奔走,喪失了獨立精神,摒棄了公正立場,聲名已然掃地,何談爲人信服?
筆者以爲,信任重建,終需制度化的求解。若政務實現了“魚缸”式的明箱操作,“重要機密”不再是“謝絕監督”的幌子,紅十字會也不會一地雞毛;若民生決策能聽取民聲,長效的溝通、利益保障機制都羽翼完滿,問責制也不復吝嗇,誰會吝惜信任的目光?
“信任牆”的高築,離不開信息公開、民意決策等制度的“添磚加瓦”。只有政府、專家都愛惜公信的羽翼了,隔閡才能縫合,信任纔會豐滿。須知,公信力的構建是一個長期過程,但是破壞起來,一夜之間就可能喪失殆盡。如果不能有強大的社會公信力做保障,就難以形成有效合作的社會局面,這將極大地提高社會做事的成本,影響改革發展的順利推進。
重慶晨報特約評論員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