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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悅然
駱以軍
葛亮
“臺灣近十年來最優秀小說家”駱以軍,與香港青年作家葛亮、大陸作家張悅然一起,日前在上海圖書館就“私”寫作這一話題展開對談。
駱以軍文風鬼魅、離奇、酣暢,給人無盡的閱讀快感。《遣悲懷》是他在《西夏旅館》之前聲譽最高的一部長篇作品,也是駱以軍的代表作。此書八月由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出版,是駱以軍與自殺的臺灣天才女同作家邱妙津的生死對話,訴說關於愛和死亡、時間、傷害的故事。“這是我的夢外之悲,是再難重臨的、最悲傷的一部小說。”駱以軍說。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認爲,這本書是“新世紀臺灣小說第一部佳構”。
作爲駱以軍的好友,葛亮、張悅然是兩位十分活躍的新生代作家。葛亮原籍南京,現居香港,他被稱爲“當代最具大師潛力的年輕小說家”。著有小說集《七聲》、《謎鴉》、《相忘江湖的魚》,文化隨筆《繪色》等,曾獲首屆香港書獎、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等。長篇小說《朱雀》獲“亞洲週刊2009年全球華人十大小說”獎,與張愛玲的《小團圓》、陳冠中的《盛世》、蘇童的《河岸》排在一起,他也成爲這一獎項迄今最年輕的獲獎人。
相較於他的作品,葛亮本身的身份更爲人關注。從太舅公陳獨秀,到叔公鄧稼先,祖父葛康俞更是著名的藝術史家,一生經眼名作真跡無數,後來集成三大冊《據幾曾看》,是治中國藝術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而葛亮自己的文學營養、中正平和的文氣,也與家庭的潛移默化不無關係。他曾經表示,“家族裏一些人物的口述史的確是我目前最想寫的內容。”
1982年出生的青年女作家張悅然,一直被冠以“80後作家”的稱號。她鋪陳一些華美、感傷的段落,寫給自己,也給所有正在青春或者曾經青春的人們。她的作品《誓鳥》被評選爲“2006年中國小說排行榜”最佳長篇小說。《月圓之夜及其他》獲得2008年度“茅臺杯”人民文學獎優秀散文獎。
三位作家分別是60、70、80不同的代表,又有香港、臺灣、大陸三地的寫作背景差異。他們的文學認知,會有怎樣的碰撞?
寫作的邊界與拓展
張悅然:我們首先從邊界開始,我覺得這個話題非常有意思,因爲對於每一個寫作的人來說,都會有他寫作的邊界,或者說這個邊界是希望他打破的,或者是他沒有感覺到這個邊界的存在,或者是這個邊界偶然的提醒他存在了。
在我的瞭解中,駱以軍是邊界性特別差的人,他往往分不清楚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別人的。所以他這樣的人非常善於偷故事,我覺得偷別人的故事很容易,但是能不能把這個故事真的變成自己的,每個人都不一樣。駱以軍絕對具有這樣一個天賦,能夠完全把別人的故事變成自己的。所以在邊界這件事情上,他是絕對沒有邊界的。
在葛亮的身上我隱約看到邊界的存在,他早期寫小說的時候有一些是想去寫的,有一些是應該寫的,有一些是不應該寫的。葛亮,你對邊界這件事的看法是怎樣的?
葛亮:我發行的《朱雀》和《七聲》,很多讀者與媒體朋友關心有關我家族的部分,有關於我怎樣從某一個角度,一個年輕人的立場書寫這個題材,我在這方面很審慎。當時我在看薩義德的《格格不入》,書中薩義德的父親對他說你不要濫用你自己。比如關乎自己的人生的最根本部分,應該謹慎利用。我覺得對一個人最根本性的東西,應該在他創作力最豐富,人生觀最成熟的時候再介入。
我們今天的話題“寫作與生活”,實際上也是一種不斷地拓展自己的生活經驗的過程。昨天因爲我的飛機晚點了,在休息室一本雜誌上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專訪,是關於吳彥祖。標題很有意思,標題是說大家都認爲我是一個非常主流的人,但是他下面一句話說,我始終覺得我是在一個邊緣化的狀態。這個標題讓我們感覺到他的主旨是什麼。實際上這麼一個有名的演員,我們會覺得他是很正派的小生形象,而面對這種東西,我覺得作爲一個搞藝術的人,甚至是一個作者最希望的恰恰是一種旁逸斜出。
我從小生活在一個研究所的大院裏面,生活很格局化,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我們是第一代的獨生子女,大家的生活非常相似,玩的東西都一樣。但是在這個時候,我的人生髮生了小小的意外,有了一個跟這個生活沒有交集的玩伴。他主動跟我交朋友,他是南京的郊縣遷到南京來的,他把他們家的生活方式移植到市中心,所以你通過這樣的一個朋友,一個家庭,會感覺到年少的城市少年,完全無法體驗到的一種生活經驗。後來因爲這個小朋友的離開,我又回到了原有的那種生活,但是我會覺得曾經擁有的這段經驗,對我的幫助非常大,因爲它在不斷地激發某些東西。
我想講的另外一個內容,既然有這樣一個過程,你勢必想到一個作者怎麼樣試圖在自己平靜的生活中拓展自己的邊界。我首先想講的是,實際上這種邊界的拓展還意味着放棄。在吳彥祖的訪談裏面,他提到了他的兩個姐姐,這兩個姐姐分別是通過放棄而獲得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一位是MBA,後來她從事了跟她的職業不相關的工作,做了一個職業小說家。另外的一個姐姐當時是在大學讀市場營銷,但是她畢業以後做了一個電視主持人。她們都是偏離了自己已經擁有的一種經驗,甚至是一種人生的既定的財富。但是從吳彥祖對於他姐姐的角度來說,他是非常向往的,他想達到這種狀態。
另外我想講,在拓展經驗方式的層面上,一個作者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我從我自己的體會講起。一般說,作家應該對一些非常簡單的事物包括落日始終保持瞠目結舌的態度。我覺得很難,因爲我在自己的寫作狀態中,一直把所謂的這種特質視爲一種常態,我看到的真正可以拓展的邊界,實際上在於你怎樣把日常的部分變成傳奇。
不要給駱以軍講故事
張悅然:今天我們反過來問一下駱以軍,爲什麼你寫的東西總是這麼殘酷、陰暗?我覺得真的應該把駱以軍初中、高中的成績調出來看看,他一直在講他的成績非常爛,但是你聽多了他的故事,你發現那個成績非常爛的人是別人的故事,所以我發現他可能不是一個成績很爛的學生,只是成績爛的學生講故事給他聽。所以我想知道你爲什麼想自己變爛?
駱以軍:張悅然講了我對於自我和他人的邊界分不太清楚,其實我就是這樣,好像很多別人的事件跑到我的鏡像中,它不是跑到我的故事檔案裏,而是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其實,我年輕的時候,跟葛亮有一部分很像,有禮貌,不會踩別人。我的內在有一部分很害怕傷害別人,所以很多種的關係結構裏其實是有禮貌的,或者是好相處的,可是後來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在臺灣被貼標籤說是變態小說家。
我們三個人在底下談什麼是私小說?我前幾天跟朋友講,有一個小說叫做《一種職業的附加好處》,是講一個非常偉大的女演員,她寫了很多舞臺上的八卦,各式各樣的富豪追她等等。可是她講到說在她演過各式各樣的重大角色後,她說你到後臺去看到她下戲的時刻,你會有一個模糊的印象。就是她是模糊的,她沒有臉,她的臉其實是準備好,盛裝好進入到各種各樣的角色。
我們講邊界有很多要講,第一個張悅然是北京的,我是臺灣的,葛亮被稱之爲南京作家。我爸爸是南京人,可是葛亮又是香港來的。我覺得其實這些東西的邊界,好像有一些東西是在現代性、全球流動的空間,而不光是城市間的流動。
其實我們真實生活的宇宙,有些像我們在做的3D動畫,它是用三維的座標在建構。可是一旦到了五維,都是難以被描述的。我被採訪就被說成私小說,但是我都要解釋說我寫的是小說,而不是私小說。事實上對於我來講,我並不是一個舞臺劇的演員,要我來表演,這不是我寫小說的原意。也許你是一個壞掉的臉,比如說《情人》一開頭說很多年前有一個年輕的男人,走到我面前跟我講,我從很多年前就注意到你了,你是一個非常美的女人,但是我發覺你的臉是徹底壞毀了。他其實是從這樣一張臉開始講故事的。
張悅然:大家覺得你的小說是私小說,不是說用了太多的“我”,而是在這個小說中讀到了小說背後的你,好像很貼近你,好像看到了你,這裏面不一定是事件對應關係,而是有一種情感的連通,他們覺得他們可以抓住小說背後的你,我覺得這個嘗試肯定是失敗的。因爲我自己覺得你離你小說的距離還是很遠的。爲什麼會有這種反差?你在刻意扮演什麼嗎?
駱以軍:沒有。我覺得講到一個核心,張悅然或者是葛亮,有一個核心我認爲是一樣的。它的關鍵詞不是溫暖、不是瘋狂不是變態。我很在意張悅然對我的看法,我就說我是不是好人?張悅然說你也是好人,我也是好人,但是我們兩個都不是樑文道那種大好人。
昆德拉講,一個大冒險的時代,在曠野上說故事的時刻已經不在了,那個17世紀最幸福的時光不在了。我們經歷過福克納,我們經歷過這種大的小說家,他們可以把時間調得那麼細,他們可以去談一個尋常世界的人。現在城市的地平線被各式各樣的大廈遮斷了,人天邊的想象力已經被各式各樣的專家話語、醫院、報社大樓、媒體、高級大飯店等等阻隔了。
昆德拉說大冒險故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但是最後一個能講這個冒險故事的就是卡夫卡,所以在卡夫卡之後說故事的人,無論你怎麼樣說故事,都沒有辦法了,因爲只有一個卡夫卡。
我對張悅然的印象就是80後,後來我發現張悅然有一個非常豐富的老靈魂。事實上我要講的意思是說,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來講,他其實在邊界的冒犯或者是侵入的時候,實際上還是在打開……
張悅然:跟駱以軍經歷一些事情是非常不公平的,很多共同經歷的故事後來肯定是他的了,而不再是我們當時的整個經歷。葛亮我最後再問你,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葛亮:我覺得實際上我們每個人,像張悅然說的,真的是一個故事的盜取者,有時候是有心有時候是無意。從我自己個人的角度而言,我對於一些經驗的再現或者是獲取,是一個實證的狀態。這跟我在學院裏面所受的訓練相關,比方說寫到具體的題材,在我個人生活之外,因爲在香港待了這麼久,我嘗試寫一些有關於本土的題材。比如說新移民或者是香港的外圍賭場,我都會去看一看,我蠻好奇想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我覺得這一系列的經驗的獲取對於一種經驗和邊界的獲取都是有積極的意義。
張悅然:給大家兩條建議,第一條是要買駱以軍的小說,第二就是千萬不要給駱以軍講故事。孫小寧F107
(根據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