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遣隊成員尼娜·畢曉普找到了一個手提式擴音器，讓我用來向公衆講話，她把擴音器塞到了我手裏。人們能夠看到我在鐵皮上面，而我後來得知，這堆鐵皮是壓壞了的一輛消防車。講話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要安慰羣衆。我告訴他們，美國誠心誠意地在爲遇難者、救援者和他們的家庭祈禱。

　　有人喊道：“我們聽不見你。”我回應道：“我能聽見你！”人們歡呼了一下。我希望能夠提振工作人員的士氣，並表達國家的決心。突然之間，我知道該如何做了。“我能聽見你們，世界其他地方也能聽見你們，”我說道，這也引起了更響亮的歡呼，“很快，摧毀這兩棟大樓的人也將聽到我們！”人們沸騰了，他們釋放出的能量是我從未感受過的，他們開始齊聲高呼：“美國，美國，美國！”

　　在到訪世貿遺址之後，我們來到了其北部三英里處的紐約商展中心。在西岸高速公路上，有無數的人在搖旗吶喊，我感到非常吃驚。“總統先生，我真不想告訴你，”魯迪和我開起了玩笑，“這些人之前沒有一個人投票選你。”

　　在商展中心，我走進了容納來自全國各地救援人員的集結地。大樓的停車場已經變成了一個集聚場所，大約有200名失蹤的一線救援員的家屬聚集於此。他們有老有少，既有白髮蒼蒼的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嬰兒。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活在同樣的噩夢當中，上次見到或聽到他們的至親至愛是在世貿中心附近，而現在他們想要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否還活着。

　　我剛剛看到了雙子塔的殘骸，要是有人能從那裏活着出來，那一定是奇蹟了。但是他們的家人不願放棄希望，我們共同祈禱，共同哭泣。很多人找我合影或索要簽名，在這樣一個悲痛的時刻，簽名讓我覺得很不合時宜，但我想盡我所能緩解他們的痛楚。我讓每個家庭都告訴我一些他們失蹤的親人的信息，之後我會說：“那我簽在這張卡片上吧，這樣當你的爸爸(或媽媽、兒子、女兒)回家的時候，他們就會相信你真的見到總統了。”

　　在我走到最後一個角落的時候，我發現一個家庭圍繞在一個坐着的女性旁邊，於是我坐到她的旁邊。她告訴我她叫阿琳·霍華德，她的兒子是港務部門的一名警官。9月11日他正好休息，但一聽說發生了襲擊，便自願趕去幫忙。最後一次有人看到他的時候，就是三天以前。當時，他奔向了濃濃的煙霧中去。

　　正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阿琳從她的包裏掏出了一樣東西。她伸出手，裏面是一個金屬物體。“這是我兒子的徽章，他的名字叫喬治·霍華德，請您記住他。”她一邊說着，一邊將徽章放到了我的手裏。我向她保證，我會記住她的兒子。

　　阿琳給我徽章後，我又在總統職位上工作了2685天。每一天，我都將徽章隨身攜帶。隨着時間的流逝，大多數美國人恢復了正常的生活，這很自然，也是我想看到的。

　　“9·11”重新定義了犧牲和責任這兩個詞，它也給我的工作帶來了全新的意義。那一週的事情對於瞭解我的任期非常關鍵。之後我又做了那麼多決策，很多都頗具爭議，而且複雜。但是“9·11”之後，我發覺自己的責任清晰了。只要我在任，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美國發生的事情。我會傾盡心血去保衛國家，不惜一切代價。(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