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我在老家住了兩天。

　　我最愛去的地方，是家東邊大沙河。我正在沙河邊輕鬆地走着，雨說下就下了起來，我三步並作兩步跑到附近一個草屋裏。這屋子用木棒紮成，籬笆牆，上帽用葦箔覆蓋，箔上面苫着麥草。屋內靠東面牆鋪張小木牀，正中放個小方桌，還有些再簡單不過的炊具和餐具。這小屋的主人叫志忠，他拿了個小方凳讓我坐下，又拿了個小馬紮自己坐了,從腰間摘下菸袋，裝上煙，劃根火柴點着，慢吞吞地吸了起來。

　　我看他那慢悠悠的樣子，便問：“志忠叔，你家蓋了三上三下的樓房，寬敞明亮，你不在家住，跑這來受罪，這是爲啥？”他神情有些嚴肅地說：“我在這裏臥薪嚐膽呀。”我笑問：“你家有什麼事需要你臥薪嚐膽？”

　　“我家的情況你是知道的。”

　　志忠的父親年輕時，身量魁偉，有把子勁，起早貪黑，拼命在田間勞作，最大的願望就是有自己的土地。1980年推行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他家分到10畝地。分地那天，老人家坐在自己責任田裏，誰勸他都不回家，整整在地裏坐了一天。連做夢都在盼望的地盼來了，他能不激動、不高興、不幸福嗎？分地的第二年，老人家就故去了。志忠說：“父親臨終前叮囑我們，‘今後不問遇到多大困難，都不能丟了地，你們要好好地經營着。我死後，要把我葬在咱地裏，我好看着。’我在這裏搭兩間小草屋，常來住住，就爲不忘父親的話。”

　　這就是農民對土地的深厚感情。

　　季峯邀我去他瓜地看看，小時候，我們是好夥伴。他種了6畝瓜，瓜秧長勢喜人。一地養眼的翠綠，在驕陽下泛着一片碧綠的光。一個個瓜葉你挨着我，我偎着你，挨挨擠擠，支棱着往上長。那茂密的瓜葉下，藏着一個個色澤鮮亮的西瓜。

　　他挑挑揀揀摘來了一個，切開，通紅的瓤，黢黑的籽，咬一口，又沙又甜。一塊瓜吃下去，陡生清涼，那燥熱的感覺頓時退了下去。我誇他的瓜好，他種瓜的技術是祖傳。我說：“你在外面闖蕩了幾年，情況怎麼樣？”他對我說：“我去過崑山、上海、深圳、長春、新疆好多地方,搞過建築，搞過油漆，販賣過葦蓆。打拼了七八年。後來我想在家經營自己的責任田，安安穩穩地過日子。我家有8畝責任田，調整一下種植結構，2畝地種植糧食，6畝地種經濟作物。你看，我這瓜豐產架子不錯吧？我估算一下，這6畝瓜能賣20000多元。瓜下來，接種大白菜，這一茬兒白菜又能賣15000多元。一年下來，糧食吃不了，又不愁錢花，俺這日子過的也算不錯吧？”他開心地笑了，那笑意中，透着滿意和幸福，透着歲月的歷練。

　　是呀，生活在農村的人，一輩人一輩人與土地相伴，不好高騖遠，懂得知福惜福。農業雖是弱勢產業，只要調整好結構，肯花力氣，也能收入頗豐，一樣致富。

　　文景家住的四合院，青磚黛瓦。院落很大，但拾掇得乾乾淨淨，利利落落，整整齊齊，讓人一看，就知道這家主婦聰明能幹。我當面讚美了弟媳幾句，她眉飛色舞，高興地說：“窮乾淨，富拉雜，拉拉雜雜好人家，這句話過時了，如今咱老百姓生活好了，也得講究講究。”

　　待我們在客廳坐定，弟媳把菜端了上來，很豐盛，按地方禮俗準備的，全席十大碗。三杯酒下肚，我便問：“文景，你在家都是幹些什麼？”“農忙時幹農活，農閒時去打工掙錢。現在鄉里招商引資，我們打工不用再跑遠門了。”“你夫妻倆月工資多少？”“我們打的是零工。這要看在哪個廠，做什麼活。有30塊錢一天的，有50塊錢一天的。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掙到2000多元，不太好的時候，也能掙到1000多元。”“像現在這樣的情況田不如不種，儘管農業稅免了，又有補貼，但化肥農藥漲價厲害，種地的成本仍是高的。你們既顧種田，又忙打工，倒不如把地轉讓給別人去種，一心放在打工上。有錢什麼買不到。”“哎呀，二哥，賬是不能這樣算的，如果我們農民都這樣算賬，田早就拋荒了。沒人種地，錢再多又到哪買糧？民以食爲天……”

　　聽了文景這番話，我受到震撼，一個國家，興工能富，興商能活，但無農不穩啊。糧食是人們生活的根本。雖種糧效益比較低，但農民承擔起了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