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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名字終於刻在了“茅獎”的歷史上。
從10年前的《檀香刑》到今日的《蛙》,三屆茅獎,莫言都有入圍,卻兩次擦肩而過。
這位得獎後能讓人們說出“是莫言需要‘茅獎’,還是‘茅獎’需要莫言”的人,用鋒利的筆,書寫下對生命和世界與衆不同的洞察。
上週,在浙江參加由騰訊網主辦的“發現小說之旅”的莫言,說出了他對“茅獎”的重視、《蛙》的創作、文學與市場的關係、更有自己的變化。“寬容”這個詞,成爲了他今天對自己最好的評價。
在本週一的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莫言說希望“10分鐘就忘掉獲獎這件事”,而這樣的說法並不是莫言的輕狂和自大,而是有着他對“茅獎”的另一種重視。而最近,莫言正在打算提筆寫一部已構思五六年的話劇。
問:你在得獎之後說希望大家10分鐘後就能忘掉得獎的事情,爲什麼會這麼說呢?
莫言:這也是借用了韓少功的一句話。一次他獲得了美國一個很重要的文學獎,別人採訪他時,他就這樣說的。但這並不代表我對“茅獎”的輕視,反而是一種重視,因爲“茅獎”在中國目前的文學獎裏面分量還是比較重的,是萬衆矚目的,得獎之後就會有各種好評和讚譽,要是沒有定力,就容易頭腦發昏,就容易犯錯誤,所以我就想快點忘記這件事,讓自己輕裝上陣。
問:得獎會打亂你的創作計劃嗎?你對未來的寫作有什麼規劃嗎?
莫言:不會打亂,幾天就過去了。下一部打算寫我的第三部話劇。我的第一部話劇是《霸王別姬》,空軍話劇團演過50場。我的第二部話劇是《我們的荊軻》,8月31日到9月25日,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上演。評價還挺好的,就激起了我再寫一部話劇的興趣。這個題材是我很多年前就打算寫成話劇的,構思了五六年,講了一個與愛情無關的當代故事,如果開始創作,20多天就可以寫完。
問:以前你說過得了獎也不能說明寫得比以前好,也不說明你比別的作家好。茅獎給你帶來的最大收穫是什麼?
莫言:我現在依然這麼認爲,以前《檀香刑》和《四拾壹炮》都入圍過,《蛙》寫得更好嗎?也不一定。得了茅獎給我帶來了數百條祝賀短信,真正的意義就是:今後的作品,必須與這部得了獎的作品不一樣。
問:從作品本身來說,你覺得《蛙》在你的創作生涯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莫言:《蛙》是一次“把自己當罪人寫”的實驗。自我批判是沿着自己30多年來的創作,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上世紀80年代,我個人對正面人物的報道形式不滿意,必須要恢復文學的本來面貌。過去的現實主義是虛假的,是不現實的,真正的現實應該貼着人寫。當時我提出要把好人當成壞人來寫,把壞人當做好人來寫。無論好人壞人,在筆下都是人,都要被賦予公正心和正直心。寫《紅高粱》,壞人身上的優點我們絕不迴避,好人身上的缺點我們也毫不留情,這纔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創作的原則。
經過幾十年,光寫他人還是不行的,要把內心深處的東西挖掘出來。不能老是批判別人、批判社會,把所有的罪推到別人身上,一直放大別人的缺點。其實,當我們罵別人時也在罵自己,別人身上的陰暗面,自己也具備,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到了我這個年紀,已經到了一個向魯迅學習的階段:解剖自己,批判自己。
問:這種“把自己當罪人寫”,在《蛙》中,你是如何實踐的?
莫言:文中“蝌蚪”的原型就是我自己。蝌蚪這個人不能算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受的教育、從事的工作,應該也可以劃爲廣義的知識分子範圍之內了。這一代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自私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的通病,每個人都比小說中的蝌蚪好不到哪兒去。我對小說中蝌蚪毫不留情剖析,就是對自己的剖析。我沒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我把自己心裏很多卑微的想法或者陰暗的想法全部袒露出來。
問:你的作品中好像與愛情的關係總是有點遠,有嘗試的想法嗎?
莫言:要寫的話也是古典愛情,因爲對現代的愛情不太瞭解,現代愛情肯定比我們那時候開放多了。不過愛情不管怎麼千變萬化,肯定也是萬變不離其宗的,首先都是兩情相悅、異性相吸、彼此欣賞,這種內核不變,但具體的內容是會不同的。但現在也不能完全說不變,因爲現在愛情很複雜,比如同性戀,古代也有,被人們詬病,現在就變成了人們正常的權益。對我來說,自己可以不去這樣做,但別人這樣做,你也要尊重人家選擇的權利,這也是年齡大的人的心態,越來越寬容了。
問:你原本以爲《蛙》應該會有相對大一些的讀者羣,結果沒有像《紅高粱》或《檀香刑》那麼膾炙人口……
莫言:我沒什麼遺憾,覺得我的書都得到了讀者的正視。我覺得作家寫書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可能你鼓足勁寫的書無人問津,無意寫出的書就洛陽紙貴。
作家應該堅守自己的寫作理念,堅守自己對小說的理解,不能去迎合市場,更不能迎合讀者。有很多人問過我:你寫的時候不考慮讀者?我也經常說一些假話,考慮啊,怎麼不考慮。實際上進入一種創作狀態,是不考慮讀者的。誰去考慮讀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最好的方式去呈現,這就對了。
後來我也明確地講,我就這樣寫,哪怕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事實證明,你這樣寫了出版之後,有時候反而讀者很多。當然了,我們也知道在當今世界小說寫作和出版的領域裏,確實存在着一種暢銷小說的配方。尤其我們看一些翻譯過來的西方小說,像《追風箏的人》,據說在西方銷量是驚人的。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市場取得的成績也是可觀的。但這樣的小說我認爲不是好的文學作品,而是二流,明顯是迎合西方出版界和讀者興趣。民族問題、種族問題,東西方矛盾問題……你分析一下,就發現它確實是嚴格按照暢銷小說的遊戲規則炮製的。
如果一本書出來,你認爲是好東西,暫時沒有那麼多人理解他,也沒有賣多少本,沒有必要着急。我想,對於一個作家來講,寫出一本自己滿意的書來,寫出一本堅持了自我創作信仰的書來,應該比多得了10萬、20萬的版稅更值得欣慰。
問:都說你經常幫助年輕作家,現在這些年輕的作家真的太難出來了嗎?
莫言:我們那時候冒出來也不容易,甚至難度更大。那個時候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往刊物投稿,二是往出版社投稿。多數是往刊物投稿,因爲上世紀80年代是中短篇的時代,每個編輯部、每個編輯的案頭,每天都是高高一摞。從這麼多稿件中被發現,非常不容易,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那個年代真的是靠文學本身的品質出人頭地。現在我覺得發表的平臺門檻肯定比那會兒低多了,實在不行往網上貼。先在網上博得了很多讀者的青睞,然後再被出版社、刊物拿過來包裝出版。
不過,如果依靠寫作去買房子,現在真的是很難的事。靠寫作過上像郭敬明的生活,全國估計也就只有郭敬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