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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廟子是成都大名鼎鼎的股票街市。在紅廟子,從草根到大鱷,又從天堂到地獄的人不在少數,紅廟子波詭雲譎的人性演繹更是在中國股市反覆出現。
王瑞身上,金融氣息淡一些,禪味要重一點。雖然手頭打理的是充滿數理邏輯的證券投資工作,與人閒聊扯淡,言語之間卻盡是佛、哲學和外人難懂的《金剛經》。王的好友李應,也不能理解王瑞前些年雲遊四方的行爲,一邊喝茶,一邊揶揄他,“紅廟子出來的人,都很神。”
紅廟子在成都大名鼎鼎,原本是一條不過兩百來米長的破落街道,卻在上個世紀90年代驟然興盛,成爲一條熱鬧的股票街市。那會兒才20歲冒頭的王瑞,即在紅廟子街上給人指點股票迷津,以後又靠這門營生賺了“人生第一桶金”。彼時紅廟子的瘋魔,對於這個哲學專業畢業的年輕人自然刻骨銘心,如今已近中年,聽記者打聽紅廟子的故事,他還鄭重寫下一篇短文。
文中說,“在紅廟子,從草根到大鱷,又從天堂到地獄的人不在少數,紅廟子波詭雲譎的人性演繹更是在中國股市反覆出現。有時經過紅廟子,我會停留下來,注視着這條數百年來香火飄渺的街道,傳奇在記憶中復活,它也靜靜注視着衆生的狂歡和憂傷。”
強心劑“樂山電力”
王瑞猶記得,紅廟子最爲紅火是在1993年前後,當時一條街上,股民從早到晚擠得滿滿當當,“一旦進去,不要你動步,人擠人推着你就從街這頭到了那頭。”
王瑞那時候已經在一家證券公司上班,記得當時有一隻叫做紅光的股票委託給他們公司銷售。有一天,公司領導把王瑞叫進辦公室,讓他領一批紅光股票上紅廟子去賣。“問我能賣多少,我說我爭取兩天賣20萬股,他就給我開一式兩聯的票據,一張1000股(每股面值1元),拿鋼筆寫的。”王瑞說,當時紅廟子街上買賣的企業原始股票,大多都是這種手寫的白條票據,川話叫做“紙飛飛”。王瑞拿着“紙飛飛”擠進紅廟子,迎頭碰見鄰家一位阿姨,問他的紅光股票賣不賣得起價。
見是熟人,王瑞就按公司的底價每股1.5元賣給阿姨一張(1000股),“沒過10分鐘,她跑回來說,已經作價1.8元賣出去了,還要再拿幾張。”
王瑞朋友李應,也是紅廟子的老股民,至今手頭還攢着幾張在紅廟子買賣股票的原始憑證,“紅廟子最後發展到上十萬人,我至少是前100個進場的。”李應記憶中,起初,紅廟子街上的倒爺不過三三兩兩,都在路口擡一塊黑板,上面寫着收購股票的名稱。當時有人路過,甚至還不知道這做的是哪門營生。
但不久之後,紅廟子就在川內有了影響。“對於當時的紅廟子市場來說,這一支強心劑打得太厲害了。”李應說,這時候紅廟子的人氣急劇擴散,相連的幾條街也都捲進來做起了股票生意,川內發行原始股票的企業也逐漸多起來,倒爺面前的黑板上經常寫下幾十只股票票名,“都不寫價格,因爲寫不及,行情漲得太快了。”
“紅廟子”的瘋狂
紅廟子股市驟然瘋狂的原因,一直以來衆說紛紜。
像李應這樣的親歷者,傾向於把紅廟子的興盛歸於當時一路看漲的行情。李應分析過,紅廟子的股票價格越賣越高,手頭有股票的,趕到紅廟子賣股票,手頭沒有股票的,就出去尋找股票,這樣逐漸擴散開來,形成一條收購、零售的股票交易鏈。
王瑞也認爲,類似樂山電力股票的成功上市,刺激紅廟子內的交易形成一個持續賺錢的項目,“上午進場,中午出來就賺一筆錢,下午進去的,晚上出來又能賺一筆錢。”
1994年前後,正當紅廟子及其關聯而生的各種風險一天一天疊加,地方政府迅速出手,強令關閉了紅廟子。
“四川股票復興運動”
紅廟子現象,後來被經濟學界視爲“四川股票復興運動”。而在這場疾風暴雨般的區域性金融運動背後,卻是同時期中國企業股份制改造的維艱局面。
中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開始首先從鄉鎮、社隊企業中孕育股份制組織形式。1984年4月,國家體改委在常州召開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座談會,會上肯定了瀋陽市等一些企業“允許職工投資入股、年終分紅”的做法後,地方上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試點亦陸續展開。
但中國全面達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識,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事。在此之前,早期的股份制改造,企業實際只能面向法人和內部職工定向發行股票募資。
四川的股份制改造一開始就走在全國前列,但限於大政策的圈子,當時川企也只能發行法人股和內部職工股。
李天德告訴記者,當時四川省把股份制改造當作一項政治任務,推銷內部股權(股票)的桌攤甚至擺到了省政府大院裏面。
在這種情形之下突然躥上舞臺的紅廟子,儼然成爲一個“壞孩子”,它推動那些原本難以流通的“紙飛飛”、“股權證”迅速流轉,川內股份制改造的被動局勢即刻得到扭轉。李天德告訴記者,那一時期有不少公司通過單位推銷發行內部股,造成一些後遺症。
“做市商”的醉翁之意
四川股份制改造和紅廟子市場交叉形成的一大堆遺留問題,後來交到了成都託管中心這樣的機構來梳理、導引。成都託管中心創立於1996年10月,中心副總經理吳盛強告訴記者,如今已有約200家未上市股份公司股權(股票)託管在這裏,這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正是1996年之前股份制改造浪潮中上馬的公司。
記者注意到,事實上,圍繞託管中心所在的金仙橋一帶,此時正孕育着一個新的“紅廟子”。一批從前的股票倒爺,已漸漸向這裏聚攏。眼下初秋,成都的天氣日漸清涼,加之最近市面上又放出一條回購股票的消息,金仙橋的倒爺一下子比平日多出好些。
站在託管中心大門內兩側的,多是一些頭髮花白的老者。他們懷裏抱一隻水壺,見人走過來,伸長脖子問“手頭有票沒得”,跟着遞上來一張名片,正面印了“成都市股票市場”擡頭,背面密密麻麻列了收購股票的票目,有百十來種。在這個市場上,金仙橋的倒爺乾的是體力活。他們相當於證券交易所的電腦終端,只負責向原始股票持有者報價,並按這個價格機械“吃貨”。
倒爺身後真正的操盤手,仍然是前述王瑞這樣的股票經紀人。實際上,“王瑞們”在這一行淘金,憑的是一套過硬的財務技術,其中亦不乏有人掌握了深不可測的資訊通道。他們研究川內未上市股份公司業績,並對這些公司上市趨勢做出各自的判斷。
而眼下這些“做市商”的醉翁之意,實不在於給市場提供一套價格,而是要達到持有原始股票的目的。其孤注一擲的賭點,仍是股票上市後形成的高溢價。用王瑞的話說,“這一行裏面有寶,考的是眼力和耐力,一旦這些股票上市,後半輩子不用愁了。”
時過境遷,紅廟子的故事已經漸行漸遠,金仙橋的敘述不過剛剛開了個頭。不同之處在於,與紅廟子時期相比,此時政策大氣候已經改觀,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已經成爲當下中國的金融共識,而如何有序推動類似金仙橋這樣的未上市股份公司股票充分流通,也已在制度設計者的通盤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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