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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文
夜來香與拿來主義
以前,我一直認爲到了夜間發出異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國花卉。後讀徐珂的《清稗類鈔》,才知道此花並非中土產物,是康熙時引進的,洋名叫“土必盈斯”。
玄燁在位六十一年,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時期。執政晚年,吏治鬆弛,綱紀紊亂,出多入少,以致國力大降。但比之別的朝代那些上了年歲的統治者,還算差強人意。考其一生治績,應該說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
從夜來香這個微不足道的例子,一支來自外邦的花,康熙准許在禁苑中種植,說明這位皇帝不頑故守舊,不拘泥陳習,以“萬物皆備於我”的度量,展開胸懷,擁抱世界。據說,當時一位意大利傳教士,曾將西方音樂獻演於這位皇帝陛下,那是巴洛克音樂在中國的首次演奏,當樂聲飄揚在整個紫禁城時,對持夷夏之別的人士來說,該是多麼駭人聽聞了。然而,在御座上的康熙卻聽得很在意,很入神,這自是他不小氣,不狹隘,不封閉,不排外的精神狀態了。
國強,信心強,意氣風發;國弱,信心也就弱,談夷色變,這是必然的規律。現在常說的“漢唐氣象”,就是作爲一個泱泱大國,應該具有的大氣度,大手筆,大胸懷,和大家風範;應該具有對於外來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納和寬容。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輾轉十數年之久,東漢班超,率三十六騎,打通絲綢之路。諸多帶“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蔥,葫蘆,胡瓜,胡豆,胡桃,胡蘿蔔,乃至於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們引進中原,融入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了唐代,絲路大開,開放格局,更爲可觀。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詩,其中“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時的都城裏,還有西域女郎經營的酒吧呢!唐代的長安,比現在的西安,要大若干倍,爲世界級大都會。中亞人,南亞人,波斯人,羅馬人,以色列人,還有渡海而來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現在北京城裏的外國人多得多。當時,國力之強大,人口之衆多,民生之富庶,經濟之發展,在世界範圍裏也是首屈一指的。由於國富民強,蒸蒸日上,無論對內對外,無論統治者還是百姓,都會表現出一種坦然的自信。
我始終弄不懂,康熙敢在御花園裏種“土必盈斯”,可當下的故宮,卻容不下星巴克咖啡店,到底給排擠出去。那麼,英國的白金漢宮,會因爲茶葉乃中華文明之一脈,而取消他們的下午茶麼?這種可笑的狹隘,小氣,使人不禁想到了康熙後代的後代,被列強的堅船利甲,洋槍火炮,嚇得魂不附體,六神無主。將洋人洋貨視作洪水猛獸,防範堵拒於國門之外,便成了他們的基本國策。於是,清代末季的鹹、同、道、光,更是江河日下,國勢衰頹,一個賽一個不成氣候,精神上的忌畏退縮,行爲上的閉關自守,思想上的防微杜漸,恐外排外,懼洋畏洋,躲之唯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懷和氣度了。
玄燁對西方世界固然不甚瞭解,但好學敏求,對於西人之代數幾何、天文曆法、輿地測量,都下功夫鑽研過的。有一次皇太后病了,中藥不見效,他敢悖祖宗的規矩,讓傳教士進宮爲他老奶奶診病,毫無戒備防範之意,這種氣派,讓人佩服。
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學士,就顯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師崇文門,也就是哈德門。往東走,爲耶穌會教堂,經常有信徒禮拜,胸畫十字;往西走,爲東交民巷,乃使館區,全是金髮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鋪,有點像秀水街,掛着琳琅滿目的洋貨,這都是他老人家慘不忍睹的。可他每天要上朝,因爲他是老佛爺和保守頑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個不成器的大阿哥的師傅,不能不恪盡厥職。於是,他讓他的轎伕,擡着他出門往南,繞菜市口,轉前門大街,經棋盤街,再拐進紫禁城去,成爲京師一大笑話;但他,寧肯在轎子裏顛得老骨頭散架,也不變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從夜來香的來歷,便覺得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是多麼高明的識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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