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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爲北京醫院題匾
毛澤東經常讀帖,數量也相當多,但未見其臨帖,未見其臨帖的報道,也未見他學生時的臨帖報道。但是,毛澤東是極其重視書法基本功的,1957年10月,他針對一些人頭腦發熱,對蘇聯提供的研製原子彈技術設備要進行改造時,他對堅持正確做法的宋任窮說,別人的東西還沒掌握,就怎麼動手改呢?“比如寫字,首先得學寫正楷,再學寫行書,然後再練草書。小孩子連路都不會走,就想跑,怎麼行?”可以想象,毛澤東小的時候是認真學習書法基本功的,並且有紮實的正楷字基礎。在堅實的書法基礎上脫穎而出。所以他學習上的密友蕭子升回憶中說,雖然沒有見到毛澤東對書法藝術的評論或心得,但他寫字特點突出,給人的印象很深,自成一體。
蕭子升回憶:“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他的字跡,他筆畫粗重,總是把字寫到格子外。後他自嘲地笑着對我說:‘你一個小格子裏寫兩個字,而我寫兩個字得佔三個格’。真是一點也不假。”
個性突出,藝術早熟的毛澤東,其書法藝術在學子時代就已經是自成一體了。蕭子升的口氣是希望毛澤東應遵循書法大家的軌跡去追求,而毛澤東走的是創作之路。
設在東郊民巷的北京醫院,解放以前稱爲“德國醫院”,從其建築形式看,倒很像一家旅館。新中國成立後,該醫院加強了技術力量,承擔起來了中央機關、各部委領導人的醫務保健任務,原來的門診部就遠不能適應要求了。於是就推倒了平房,在原來的基地上建立起來了仍是簡易的門診部樓房。門診部落成時,傅連暲找到了我:“鶴濱同志,勞你去請主席給北京醫院題字,寫個匾吧。”說着,他從黑色的手提包中拿出了一張摺疊着的宣紙,交到我的手中。我高興地接受了這項任務,拿着那張宣紙回到中南海,走進菊香書屋,當我知道毛澤東正在辦公室工作時,也不管他是忙是閒,就興沖沖地踏入了他的辦公室。
毛澤東正在伏案工作,我站在辦公桌旁等待插話的機會,毛澤東見我走了進來,就在轉椅上側過頭來,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王醫生,有什麼事嗎?”毛澤東和藹而關心地問我。“北京醫院請主席給題字。”我恭恭敬敬地回答。“題什麼字?”毛澤東緊接着問了一聲。“請給北京醫院寫個‘北京醫院’的匾額,他們新蓋成了門診部。”我回答,看來毛澤東已經答應題字了。“好!”毛澤東果然很痛快地答應了。
毛澤東說罷,站了起來,把文件迅速地推向桌面的西側,然後把宣紙鋪在桌上,將四尺生宣紙橫着用紙刀裁成三等份,這三等份紙,被稱爲“四裁三”,我忙把寫字檯上的銅墨盒打開、放好。
毛澤東從筆架上抽出了一支毛筆,蘸飽了墨汁,用目光在紙面上掃視了一遍,略端詳了片刻,想是考慮字體的佈局,做到意在筆先,胸有成竹,在打腹稿。只見他第一筆凌空而下,勢不可遏,意在筆中,筆在毛澤東臂、腕、指的運動中任意揮灑,淋漓酣暢,發着墨光的四個大字躍入眼簾。很快三張紙都寫上了“北京醫院”,毛澤東把它們展開在寫字檯上,左右顧盼地對比了一下:“就拿這兩張去吧!由他們選一張用。”說着,毛澤東把認爲可以拿走的兩張字疊在一起,我急忙恭敬地接了過來,等字跡完全晾乾後,才捲了起來,而另一張“北京醫院”在毛澤東的手中被揉成了一團,投進了廢紙簍。我將毛澤東書寫的“北京醫院”握在手中,興沖沖地出了辦公室,甚至忘記了幫助整理桌面和把用過的毛筆去洗一洗。我很快就出現在北京醫院周澤昭院長的辦公室,當我把墨寶展現在他的面前時,周院長高興得面部開成了一朵花,他那厚厚的嘴脣都合不上了,我傳達了毛澤東的話:“這是兩張‘北京醫院’題字,主席講由你們選一張用。”我將展開的題字,一一交到周院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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