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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稱土地問題已成爲農村衝突最主要原因之一
當中國啓動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時,廣大農村也被捲入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當中。上世紀後半葉的“剪刀差”讓農村付出了沉重代價,新時期惠農政策在相當程度上矯正了這一失衡格局;同時,徵地補償不公、污染下鄉等又帶來新的“剪刀差”風險。當年“貧血”的農村尚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管控體系中保持穩定,但如今階層分化,訴求多元,社會流動和信息流通加速,權利意識覺醒,使得農村維穩形勢日趨複雜,鄉村治理面臨諸多挑戰,幹羣關係有待重構。《瞭望》新聞週刊日前在湖南、江西、山西、安徽、山東、江蘇6省20餘市縣對此進行專項調研,以供各方參考和探討。
——編者
在衆多局中人和觀察者看來,當前中國農村形勢,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據《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湘贛晉皖魯蘇等地的調研,稅費改革後,受益於農民負擔減輕、惠農政策效益發揮等因素,農村形勢保持總體穩定,幹羣關係漸趨緩和。
儘管如此,在土地、環境、村級治理等多個領域,矛盾呈集中多發之勢。一些地區因徵地拆遷引發的自焚等惡性事件多次發生,不少農民對周邊環境污染也漸趨“零容忍”。
在“三農”格局快速變革之中,部分地區仍未能及時調整治理之道,管理方式滯後,發展模式仍不科學,有些縣鄉幹部脫離羣衆。凡此種種,都爲農村的長期穩定埋下隱患。
針對新時期農村穩定的現實矛盾與未來隱患,受訪基層幹部羣衆和專家認爲,需進一步破除“重城輕鄉”,加快推動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與新形勢相應的鄉村治理新機制也有待建立。
整體趨於緩和
世紀之初問世的兩部“三農”作品《我向總理說實話》和《中國農民調查》,曾引起海內外關注,其時,農民負擔之重,農村變動之劇,達到難以持續的程度。
同一時期,中央政府推進農村稅費改革,以此爲標誌的惠農之旅,持續至今。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對東中西部地區100個村莊1700餘戶農民的調查顯示,本世紀的頭10年,曾經卷入過沖突或糾紛的農戶比重不到20%,大多數衝突事件雖然具有集體行動性質,但參與規模大於100人的衝突比重極低,出現圍堵、械鬥等激烈對抗行爲的衝突也極少。
參與主持課題的鄭風田教授說:“這說明當前我國農村形勢整體上處於一種穩定狀態。大多數糾紛和矛盾僅發生在個體之間,即使是針對政府部門、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對抗性特徵的衝突,也更多傾向於通過上訪、寫聯名信告狀等制度內方式表達。”
本刊記者在6省20餘市縣採訪時,基層信訪、維穩、政法等部門負責人和鄉村幹部羣衆均表示,與稅費改革前相比,新時期農村矛盾衝突和幹羣關係“明顯趨於緩和”。
湖南省常德市維穩辦主任毛世秋介紹,稅費改革前,市、縣兩級關於農民負擔等農村問題的信訪佔全市信訪總量的80%以上,但到2010年底,這一比重下降到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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