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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三大目標研判
潛在增長率下降,結構調整要消除體制扭曲,以及通脹壓力的長期性,正在成爲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三大約束性條件抑或挑戰
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提高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這是連續兩年宏觀經濟政策鎖定的三大目標。
經濟增長、結構調整與通脹既是一個短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長期問題。“十二五”規劃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經濟增長和通脹,更是未來宏觀經濟政策始終要關注的問題。
因此,只有結合經濟增長、結構調整、通脹的中長期的演進趨勢,才能更清楚地分析和探討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通脹的基本趨勢。
當然,有人把這三大目標稱作“不可能三角”,即不可能同時實現。的確,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通脹這三個目標,既相互聯繫又相互衝突,要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係,往往比較困難。但對於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認識:
保持經濟適度、合理增長,是處理三者關係的關鍵所在。顯然,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過高,通脹壓力不可避免。在經濟增長速度過高的情況下,結構調整往往難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反過來,如果經濟增長大幅度滑坡,通脹壓力減輕了,但在面臨大量行業企業虧損破產的情況下,進行結構調整,面臨的壓力更大。
結構調整是轉換增長動力、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推動經濟在更長時期內保持平穩發展的根本途徑。結構調整的實質,就是原有的增長方式難以爲繼,傳統的競爭優勢不復存在,只有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從而推動中國經濟在更長時期內保持平穩較快發展。
通脹壓力具有長期性。我國經濟發展處在目前的階段上,通脹壓力始終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適當提高通脹的容忍度,允許物價一定程度的上漲,從而積極推進價格改革,理順價格關係,發揮市場機制在調節供求方面的作用。這將爲經濟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環境。
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
就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而言,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將對中國經濟方方面面產生重大影響。
在過去十年中,也就是從2001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10.5%。但近兩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出現明顯放緩的趨勢。今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長只有9.4%,預計四季度經濟增長會回落到9%以下。相比2010年的10.4%,今年經濟增長可能會回落到略高於9%的水平,明年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還將延續。預計2012年經濟增長大體上會處在8.5%左右。
實際上,近兩年來季度經濟增長已經開始偏離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本輪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調從原因上來說是短期的週期性波動呢,還是中長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呢?目前理論界有不同的回答。
的確,美歐債務危機衝擊、世界經濟復甦步伐減緩、中國外貿出口大幅度下降,以及國內爲了抑制通貨膨脹所採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都對短期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影響。但要注意到,在1978~2010年的32年間,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9%。也就是說我們已經高速增長了32年,已經進入到高速增長的後半段,我國經濟基本面正在發生變化。而本輪增長速度的回調,一定程度上預示着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所謂我國經濟基本面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快速的人口老齡化步伐和未富先老。未富先老將會降低中國總體的儲蓄率,將會提高醫療、養老費用的支出,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的活力;勞動力的供求從過去長期以來供給大於需求轉變爲目前的供求基本平衡,以及由此帶來勞動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漲;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的空間明顯縮小。三十多年來,我國衆多產業領域在裝備水平上達到、接近甚至超越世界先進水平,繼續引進、消化、吸收的空間不斷縮小,從引進技術爲主轉變到自主創新爲主。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投資的潛力和空間明顯下降。
從今年以來我國各省區市經濟增長速度及其排位看,東部發達省市的經濟增長已經開始明顯回落,排在前面的幾乎都是西部省區。東部發達地區的東南沿海4省1市的GDP佔中國經濟總量的比重,2010年達到42.7%。當東部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明顯放緩以後,依賴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不足以支撐中國整體經濟的高速增長。
從今年基礎設施投資佔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來看,過去十年,基礎設施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大體穩定在25%左右。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政府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導致基礎設施投資佔比達到27%以上。但今年以來,基礎設施投資佔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出現大幅度下降的趨勢。目前,大概只佔22%。
從今年外貿增長情況看,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由正轉負。目前,國際金融危機處在美歐債務危機的演變階段,有可能帶來發達經濟體長期的經濟低迷。這就意味着在未來的很長時間,中國的出口難以達到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淨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會長期處在低水平。
從明年的情況來看,投資的增長會出現明顯的下降,消費的增長可能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回升,出口的增長也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總體上,明年的經濟增長還會延續今年以來持續放緩的趨勢。
實際上,經濟增長速度的逐步下降符合追趕型、壓縮式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經濟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有利於抑制需求過度擴張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脹,並將其控制在合理水平上,也有利於促進行業的兼併重組,從而加快結構調整的步伐。但需要警惕經濟發展大幅度下降,以及由此引發的相關風險。
其一,潛在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以後,能否依靠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保持高增長呢?回答是否定的。擴張性政策並不能拉高增長速度,反而會積累新的風險。按照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日本刺激性經濟政策的教訓,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以後,過度依賴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不僅不能實現經濟的高增長,反而會加重泡沫經濟。
其二,中國經濟具有明顯的速度效益型特徵。當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以後,財政收入的增幅會下降,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中央財政的可持續性和地方的財政風險問題。這是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以後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其三,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還本付息的壓力會增加。在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的時候,如果預計中國經濟增長10%,三五年就可以收回投資。所以,這個項目有很好的經濟效益。但如果經濟增長下降到8%,甚至更低的水平,這個項目的還本付息就沒有預期那麼好。
其四,當經濟增長下降以後,產能過剩的問題會集中出現。由此帶來過度競爭、惡性競爭和行業的盈利能力下降,以及大量的企業經營困難。
結構調整攻堅克難
結構調整涉及領域很廣,但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調整重在消除體制性扭曲。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簡單來說就是建設消費型、服務型和創新型經濟。所謂建設消費型經濟,就是要把過去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於投資、過度依賴於出口,轉變到主要依靠消費擴張;所謂建設服務型經濟,是說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依賴於工業製造業的高速增長,未來要轉變到主要依靠服務業發展;所謂建設創新型經濟,是說中國經濟的增長從主要依賴於資源、要素的高投入向主要依賴於技術創新、勞動力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
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前,都出現了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投資佔GDP比重大幅度上升的趨勢;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後,工業增加值和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伴隨着經濟增長速度的平穩回落,中國經濟在這些方面自然而然地將取得明顯進展。
具體在2012年,我國經濟有望實現增長速度平穩回落、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的良好局面。比如,中國出口規模下降,由此帶來貿易順差的規模縮小,貿易順差佔GDP的比重會下降,內外平衡的狀況會得到進一步改善;在出口、投資增長下降的同時,消費的增速會出現回升,消費佔GDP的比重會有所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會有所上升;中西部地區保持較快增長,有利於地區差距的縮小;農民收入的增速有望繼續高於城鎮居民,有利於遏制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勞動力工資水平的上升也有利於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
因此,現階段我國結構調整中最突出的問題是體制性原因所導致的結構扭曲,這是現階段結構調整的主要任務。所謂體制性原因導致的結構扭曲,主要表現爲要素價格改革滯後和壟斷導致了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效率低下。
我國礦產資源總體上人均儲量低,相對貧乏,但在開採過程中,普遍存在礦產資源稅費過低,甚至無償開採的情況。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異常珍貴,但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常常出現低地價或者實質上的零地價。水資源短缺,但缺乏水資源管理和價格形成機制。
由於體制性因素的影響,勞動力、土地、資源、資金等要素價格並不能反映市場稀缺程度和供求關係。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滯後,生態環境成本在企業成本當中沒有得到充分反映。再加上地方政府給予外向型企業的各種競爭性優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出口產品成本低估和競爭力的虛高。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情況來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出現持續上升的趨勢,也就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但是,由於資金價格偏離市場資金的供求關係,由此帶來的後果是資金的投資效率不斷下降。例如,比較國有企業2007年和1998年的情況,發現經過這十年的改革,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盈利能力好於改革前的1998年,但與民營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這往往是由於國有企業的壟斷所帶來的低效率。
從體制改革意義上講,目前,結構調整應該在以下幾個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其一,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其二,促進雙軌利率向單一市場利率並軌,並大力發展面向小微企業的中小金融機構;其三,打破壟斷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其四,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形成統一土地市場;其五,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這都應該是當前結構調整的重點。
直面通脹壓力的長期性
當前,我國面臨的通脹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從國內因素講,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所帶來的成本推動;從國際因素講,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導致輸入型通脹;從貨幣因素看,也有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貨幣大幅度增髮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問題。
具體來說,勞動力成本上升、農產品價格上漲、壟斷所產生的低效率和高價格、資產價格上漲和泡沫以及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盪,等等,這都是當前通脹所面臨的具體壓力。這其中,尤其要重視勞動力等生產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例如,比較2009年中美人工成本佔幾種農產品總成本的比重,儘管美國工人的工資比中國工人的工資高出很多,但美國的勞動力成本佔農產品總成本的比重要遠遠低於中國。以棉花爲例,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佔的比重超過了50%,而美國佔的比重不到7%。
從具體原因上來說,正是由於中國人口衆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低廉,所以無論是在農產品市場,還是在工業品生產,都走了一條勞動密集的道路。伴隨着民工荒、招工難,由此產生的勞動力工資上漲,現有的農產品、工業品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生產成本大幅度上漲。因此,未來無論是農產品的生產,還是工業品的生產,都將面臨重大的轉變。
今年以來,我們發現中國經濟運行當中有很特殊的情況,就是在政府嚴格信貸規模控制、利率大幅度上升的情況下,製造業投資高速增長。在東部調研發現,東部地區的很多企業在進行用資本替代勞動爲主的設備更新改造。
當地企業家稱,過去工廠需要一百個工人,一方面招不到人,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漲,沒有競爭能力,怎麼辦?資本替代勞動,機械替代勞動。目前,這個過程僅僅在東部剛剛開始,未來定會從東部工業製造業向全國蔓延,還會從工業領域向農產品生產領域蔓延。
與此同時,農產品價格溫和上漲將常態化。農民收入水平低下、農業生產成本大幅度上漲、農業資源緊缺、中國的農產品價格跟國際市場相比存在明顯的差距,都決定了未來農產品價格將會溫和上漲。勞動力工資的提高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中擴大消費需求的必要手段。怎樣將中國經濟轉變到以消費擴張的軌道上來?怎樣讓老百姓消費更多的產品?只有掙更多的錢。所以,宏觀調控需要適當提高通脹的容忍度,從而爲價格改革預留空間。
提高通脹的容忍度,爭議之處在於社會是不是容忍、是不是有能力接受?通脹提高會不會對社會穩定產生衝擊?比較改革開放32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工資增長和CPI的上漲,可以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時候,物價漲幅明顯高於經濟增長,也明顯高於工資的增長。即便是這樣,社會也是基本平穩的。在1994年12月,當月CPI漲幅達到27.7%,也沒有對中國的社會穩定帶來多大的影響。當然,政府調控採取了存款保值等等一些政策措施。
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的CPI漲幅明顯低於經濟增長,也低於工資的增長。在這樣的情況下,適當地提高通脹水平,在採取相應的政策措施以後,並不會給社會穩定帶來直接的影響和衝擊。
實際上電價調整和油價調整,一方面可以刺激供給,另一方面還會抑制需求。這就是價格機制的作用。要素價格的改革,短期可能會提高通脹,但中長期有利於供求關係的調整和價格穩定。只要管理好總需求,積極推動結構改革,並加大對低收入羣體的扶持力度,可以爭取物價水平的總體穩定,並減少通脹對社會穩定的衝擊。
現在,應該把眼光放長遠,整個“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有可能保持在7%~8%的增長水平。“十二五”規劃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是在明顯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保持經濟年均增長7%,CPI的同比漲幅控制在5%左右。在這樣的情況下,着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動力的轉換,從而促進我國經濟在更長時期內實現平穩較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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