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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俄羅斯人的幸福生活
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歷了舉世矚目的經濟體制“休克療法”、與政體變動相聯繫的蘇聯解體和接踵而來的金融危機等等。然而,儘管這些危機對百姓生計產生沉重衝擊,俄羅斯的社會秩序並未崩潰。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全民社會保障體系發揮了減輕衝擊的作用。這個體系建立於蘇聯時代,其特點一是覆蓋全民,二是覆蓋項目廣泛,生育、醫療、工傷、失業、養老等等都在內,正所謂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地”,處處有國家照顧。
2006年9月22日上午,筆者在熟人幫助下用電話隨意訪問了一位賓館服務員納塔麗亞(音)和一位中資企業司機戈里亞(音)。納塔麗亞40多歲,家有4口人:她和丈夫以及一兒一女。她介紹,莫斯科市政府對失業者每月提供社會救助金。納塔麗亞和丈夫都有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她的兒子今年20歲,上過11年學。上學期間不用交學費,也不用交書本費。女兒今年6歲,在公立醫院出生,在社區幼兒園受照料,全都免費。
戈里亞今年37-38歲,有一個“丁克”(夫婦二人)之家。戈里亞的妻子是一家小商店的營業員,每月工資收入300-400美元。戈里亞每月工資1000美元,大約需要繳納100多美元的社會保險稅(包括企業爲他繳納的部分)。夫婦倆住在戈里亞父母留給他的“小兩居”住房裏,此外,他們在郊外還有小片園地和別墅。戈里亞家的收入主要花費在購買食品、用品和維護別墅上,不多的社交活動也有少許支出。他平日抽菸、喝酒,偶爾會給父母一點兒錢。由於收入不高,從未出國旅遊,只能去黑海休假。最近兩三年,連黑海也不曾去過。
其實,蘇聯解體之時,俄羅斯的全民公費醫療和國家及企業養老制度在人口老齡化來臨的情況下難以爲繼。加之蘇聯原有社會保障體系管理效率低下,解體後經濟大幅下滑,更增加了維持這些制度運行的困難。1998年俄羅斯貧困率最高點曾接近45%。面對這種情況,俄聯邦政府主要採取了三項對策,即加強社會援助,改革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從納塔麗亞和戈里亞的目前的生活質量來看,俄羅斯的改革還是卓有成效的。
強化社會援助
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男性人口的人均預期壽命減少了10歲。這一變化,標誌着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對此,普遍的解釋是俄羅斯在實行“休克療法”的過程中,廣大民衆尤其是男性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因生活水平下降和心理壓力突然增大而遭受到嚴重的損害。強化社會救助,可謂是俄聯邦政府扭轉這種趨勢的藥方之一。
俄羅斯聯邦下轄的省、區和市三級政府都設有社會保護部門專司社會援助事務。重點援助項目是兒童津貼和貧困戶住房補貼。絕大多數貧困人口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和農場職工家庭,在1998年危機期間,家有3個孩子或更多子女的家庭中,有93%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當時,有權享受社會援助者高達一億人,約佔全國總人口的68.4%。與作爲人口大國的中國不同,俄羅斯實行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2000年每個兒童每月可領取58盧布的津貼。筆者從納塔麗亞口中得知,隨着經濟好轉,兒童補貼已經增加到一年2000多美元。此外,俄羅斯冬季嚴寒,因此住房補貼深受關注。居民戶住房支出若超出其月收入的20%,超出部分由政府支付。
養老保險“新人新制度、老人老辦法”
2000年訪俄期間,筆者曾走訪距莫斯科100多公里的伊爾基諾村的一個養老金領取者家庭。俄羅斯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爲男60歲、女55歲,這個家庭的女主人瓦莉雅和她的丈夫雖然剛滿退休年齡,但享受養老待遇已經10年了。因爲他們曾在化工廠從事對身體有害的工作,所以按規定均可提前10年退休。當時,丈夫和她的養老金分別爲每月840和820盧布。這筆收入雖然低於官方公佈的貧困線,他倆卻未陷入貧困。原因在於,蘇聯時代的城市居民戶在城外都有小別墅和園地,如同中國農民都有自留地一樣,這對夫婦還有庭院種養業收入。當時,養老金領取者中的貧困人口大約爲20%。除了申請社會救助,他們還不得不借助於“再就業”和親友之間的互助來維持生計。
需要說明的是,俄羅斯繼承了蘇聯時代對退休人員的福利政策,養老金領取者在使用公共交通和文化衛生設施方面都享受免費待遇,這些實物性補貼或多或少地降低了他們的個人消費支出。
自1992年始,俄羅斯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開始向強制性社會保險制度轉型。企業和從業者必須繳納社會保險稅,稅負大約相當於工資總額的25%。政府爲特殊行業例如軍事人員供款,併爲貧困人口提供相當於基本養老金2/3的特種養老金。由此籌集的資金加上政府的財政支出,一起投入全民共享的“社會保險包”,例如基本養老金、病休收入補貼、失業保險金,等等。病休收入補貼基金與醫療保險基金不同,前者用於部分地補償就業者因病造成的收入損失,後者用於疾病預防和醫療。在社會養老籌資從現收現付制向資金積累制轉型的過程中,俄聯邦採取了“新人新制度、老人老辦法”的政策,儘可能地減輕老齡羣體在社會經濟制度變遷中受到的衝擊。
醫療保險全民享有
在某個特定時段,如果說養老和育幼保障僅涉及部分人口的話,健康保障則關乎到每個人及時的基本生存需求、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質量和全體國民的福祉。正因爲如此,社會醫療保險的產生在歷史上即先於社會養老保險,衛生體制改革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成爲社會焦點領域。這在俄聯邦也不例外。
筆者於2006年9月20日下午走訪了轉型經濟研究所的Eugenia Serova教授。Serova從蘇聯的全民醫療保障談起,把1992年蘇聯解體作爲關節點,逐步刻畫出經濟轉型中醫療保健體系的變化軌跡:
蘇聯時代全民醫療保障的特徵是醫生診斷和病人住院免費,門診病人吃藥則自掏腰包購買。根據1993生效的醫療保險法,俄羅斯在職人員的醫療保險費佔職工工資總額的3.6%,由僱主負責向醫療保險基金繳納。地方政府向基金注入的財政資源,用以支付職工子女、退休人員和殘疾人的醫療費用。
現階段,俄羅斯全民享有社會基本醫療保險。這一制度保證患者免費享受急救、疾病預防和住院服務。除此外,兒童、殘疾人和戰後退伍老兵還免費享受疾病觀察、漸愈療養和康復服務。地方政府從醫療保險市場選擇服務質量上乘且成本合理的保險公司,由中選的公司來管理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的醫療服務項目,由國家(公立)醫療服務體系提供。
當然,俄羅斯農村醫療服務供給質量低下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1992年以後,集體農莊解體,村莊的社會服務包轉交地方財政籌資。結果,在財政狀況較好的地區,實現了村莊社會服務體系的平穩過渡;在財力薄弱的地區,包括醫療服務在內的所有社會服務都趨於衰落。
爲此,Serova認爲,國家應投資於遠程醫療服務系統,使農村居民在最近的醫療中心,即可通過遠程醫療系統獲得高水平的醫生服務。在筆者看來,對於農村人口僅佔14%的俄聯邦,這條思路既有創新性又有可行性。
俄羅斯在經濟轉型前已經實現了工業化,並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全民社會保障體系。在考察期間,筆者感受到,在俄羅斯經濟轉型過程中,其社會保障體系在籌資和管理方式上也發生了適應於市場經濟機制的變化,實現了對社會成員基本生存和發展需求的保障。當然,這其中還有待於繼續調整的地方。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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