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豔春(湖北大學生)

　　廣西擬規定“艾滋病檢測採用實名制”曾引起社會討論，疾控中心主任王宇8日對此表示贊同。(2月9日《新京報》)

　　其實，關於艾滋病是否應實名檢測的爭論由來已久。細究起來，支持和反對的理由似乎都十分的充足。

　　爭論歸爭論，但目的卻是一樣——更好地預防、發現和治療艾滋病。只有首先認同爭論背後的這一價值共識，方能撇開一己之偏見，從而尋覓到最佳的解決之道。所以，沒必要刻意將分歧尖銳化：完全死板地強調“隱私權”，而忽視聯繫救治和保護伴侶，顯然有失偏頗；可爲了更好地確認和跟蹤感染者，強制要求實名就一定妥當嗎？恐怕亦不盡然。

　　不難發現，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實名的人，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問題的真正主體——被感染者自身的意志和能動性。比如，媒體上早有披露，即便實行自願的匿名檢測，一些人仍使用假姓名或身份。再比如，有丈夫感染了病毒，由於未告知妻子致使其也染病的悲劇。前者說明，相比制度本身的強制性，個體自身才是決定是否“實名”的關鍵。至於後者，即便新的條例規定被感染者有告知義務，可到底執不執行，最後的主動權還是在於本人。

　　因此，如果考慮到實名的真正決定權，是在被檢測者而非制度本身或政策制定者，那麼可以說，強令實名檢測的意義已所剩無幾。與其以威嚴的律令要求被檢測者據實填寫信息，不如以“誠”動人：對前來檢測者予以勸服和建議的義務，告知他們“實名”是對其自身和和家人最好的愛護。

　　一方面，這種“勸諫”應有足夠的強烈度，並以機制來確保其常態化，儘量以情理並重的說服，讓每位被檢測者都留下便於聯繫的信息；另一方面，就應同等地強化對這些“實名信息”的保護力度，讓每個願意“坦誠以待”的被檢測者都無後顧之憂。

　　取實名制之善意和優點，祛其森嚴壓迫感，既促進“信息完善”，又讓潛在的感染者更直接地感知到溫暖，如此“取精去粗”，銜接對立雙方的共同智慧，也許纔是對所謂實名檢測之爭最好的迴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