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長蔣立峯不久前在“東亞新格局與中日美關係”國際研討會上介紹，中華日本學會就中國的日本研究狀況進行調查，發現十幾年前，中國的日本研究人員大約有1600人，研究機構是100家左右；到2010年，雖然研究機構依然維持在100家左右，但研究人員卻減至1000人左右。由此可見，中國的“日本研究”隊伍在大幅萎縮。

　　無獨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有類似的現象。日本《每日新聞》編委潮田道夫2月8日在該報透露，日本著名外交評論家岡本行夫對IT產業也多有研究。作爲日本政府的顧問，他希望與美國IT風險投資企業交往。但是，申請多次以後，對方拒絕會面，並且回答說：“我們對日本沒有興趣。”此外，位於美國華盛頓的一家智庫準備圍繞日本問題舉辦一次研討會，卻遲遲得不到批准，其結論是：“如果圍繞着韓國問題進行研討，其中把日本問題附帶進去，就可以舉行。”

　　中美兩國同時出現的類似輕視“日本研究”的景象，說明了什麼？首先，從宏觀背景來說，應該與日本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處於發展基本停滯、方向迷失的狀態有關。日本經濟上出現了一個“失去的十年”之後又發生了一個“失去的二十年”。在此期間，中國經濟長足發展，GDP整體上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至於在美國出現今後“G2(中美)”引領世界的言論。這種“強弱”的變化勢必帶來“日本研究”態勢、力度、隊伍的變化。

　　其次，日本的經濟低迷還帶來了政壇混亂。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同，日本的“政壇混亂”不是表現在政局激烈動盪上面，而是體現在首相走馬燈般更換方面。由此，導致日本政壇出現“言而無信”的風景，誰上來執掌權柄都可以信誓旦旦地談論一番自己的戰略構想，但結果是構想尚未展開，首相就下臺了。這讓“日本研究”的學者們難以進行持續性研究。比如說，對鳩山由紀夫首相力主的“東亞共同體”內涵的研究，中方還沒有仔細展開，他就下臺了。對菅直人首相倡導的“平成開國”內容的研究，剛剛開始他就辭職了。如今，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力推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在前景不明的背景下，“日本研究”隊伍也很難着手。

　　再次，與日本的自我收縮也有關係。在日本經濟的“泡沫時代”，日本的各種基金會財大氣粗，支持海外的“日本研究”成爲他們的項目之一。但是，“泡沫經濟”崩潰後，這些基金會的錢包漸漸癟了下去，無法再像往昔那樣大筆投資海外“日本研究”課題。據悉，日本近年來從華盛頓撤離了許多基金會的據點。2009年，日本經團聯也關閉了華盛頓事務所。日本媒體將其稱爲“自我退場”，也就是自身離開了一個促進“日本研究”的舞臺。

　　坦率而言，“輕視日本”，並不一定是什麼好事。戲而言之，正如那句經典電影臺詞：“我們以往的失敗就在於輕敵啊！”不過，真的要想讓海外“日本研究”再現繁景，最需要努力的還應該是日本。(作者系《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總編輯、《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