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推進了中國經濟結構的現代化，但是現代化並非僅包含經濟結構這一項內容，社會、政治、文化結構的優化調整亦是題中應有之義。

　　就一般經驗來看，一個成熟而穩定的社會，必然有一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作爲支撐，其典型特徵就是“中間大、兩頭小”，即以中產階層爲主體的“橄欖型”社會。進入後工業時代以後，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比例普遍超過45%。就中國現實來看，雖然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社會結構的發育還並不成熟。一方面是中產階層規模過小，根據不同的統計口徑，中產階層的規模也僅僅在12%—22%之間；另一方面是“中產化”的過程較慢，目前我國社會中下層的“中產化”渠道並不完全通暢，甚至存在社會階層固化、社會結構板結化等不良現象。

　　針對社會結構調整過慢的現象，一些學者指出：“中國社會結構比經濟建設滯後15年”。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各種傳統的、現代的、工業的、後工業的、甚至農業社會的結構形態，同時並存於一個時代，各種社會形態的發展速度和方向又各不相同，簡單地用“年”來衡量差距似乎並不十分科學，但是這充分表明學界對社會結構滯後的擔憂。

　　回頭來看，1978年開啓的改革開放，重點針對的是經濟結構調整。長期以來，我國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並未對社會結構調整的目標和路線圖進行全盤的勾畫。對於政府而言，往往出現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不到位，加之在局部存在對職業分工、利益分配的不正常干預，導致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顯示出相當的“馬太效應”；對於社會而言，某些社會利益集團採取各種手段，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擠佔甚至壟斷，使得社會弱勢羣體事實上處於“相對剝奪”的狀態，向上流動的空間受到制約，從而影響了社會的正常流動。

　　值得關注的是，中產階層作爲社會的中堅力量，較爲樂於參與公共事務，對於推進利益表達、協調階層關係具有重要作用，能夠緩衝社會矛盾，推動經濟在更爲穩定和諧的環境下發展。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現實中，我國中產階層的發育遠沒有達到理想狀態，社會流動遭遇梗阻，導致“倒丁字型”社會結構的出現，成爲威脅社會穩定的結構性原因。近年來頻發的“羣體性事件”，與社會階層固化不無關係。因此，社會結構調整迫在眉睫。

　　目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已經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的規模”、“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等任務也早已成爲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的話題，但是這些還未直接觸及“社會結構調整”這一戰略目標。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政策創新，將社會結構調整提上一個更高的位置，要像重視經濟結構調整一樣重視社會結構調整。

　　除了高層重視以外，社會結構調整還有賴於一整套系統的政策。比如說，整體佈局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措施，提高公共服務普惠水平，尋求社會和諧發展；增加公共財政對於教育、文化、社保等方面的支出，建立科學的稅制體系，發揮稅收和財政轉移“削峯填谷”的作用，講求社會均衡發展；破除行政壟斷對社會分工和利益分配的干預，推動社會自由流動，暢通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渠道，實現社會自由發展；以重點解決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爲切入口，依靠健康有序的城市化，有力帶動就業結構、城鄉結構的調整，統籌推進社會全面發展。

　　(作者系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