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只有適當地尊重民意、吸收民意，才能使裁判更加貼近社會與民衆。但鑑於立法的滯後性、侷限性、不完備性以及社會生活的複雜性等因素，法官對社會衝突的解決，往往存在着法律的適用效果與社會公衆認知之間的不和諧，從而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因此，司法裁判要獲得民意的認同，就必須選擇一條公信力得以提升的有效路徑。

　　在現代司法領域，社會輿論及其民衆評價的滲入，使得裁判不得不對民意加以關注。民意對司法裁判確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司法裁判要儘可能地考慮能被民意所接受。但民意也要考慮能被司法裁判所接受，因爲違背民意的判決固然令人不滿，但“人人喊殺則殺之，皆曰不殺則宥之”的司法，難道就不會顛覆司法權威，最終從根基上損害民衆的利益？其實，法律不外乎天理人情，法律的精神就是人性的理性化價值觀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法律的精神與社會認知的價值在本質上就是一致的。因此，司法裁判適當地考慮社會認同度，不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尷尬，若兩者進行適當地互動，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司法裁判獲得社會的認同。

　　在我國，法律本身就是根據民意制定的，法律是民意的體現。司法活動本身就是在實踐着民意，依法裁判與民意本是同向的關係，即司法與社會認同之間本不存在對立和矛盾，二者是有機統一的關係，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若司法裁判明顯不被社會大衆認同，那就應當看它認定的案件事實和適用法律是不是存在問題，是不是屬於法官司法能力方面的問題。因此，司法裁判只要是在法律規定的原則下進行的，即使考慮案件的個性化特徵，從而作出了一些相異(而不是相反)的裁決，也不應得出“裁判是錯誤的”結論。

　　不可否認，社會對司法裁判的看法，本身也會有不可忽視的侷限性，法官的依法裁判可能會出現與所謂的社會認同不相吻合的情況，因爲社會大衆往往會以自己的價值理念、人倫道德觀念以及部分羣體的利益等作爲評價標準，衡量司法裁判是否公正，其帶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觀性。就像學者所言的，“程序之外的意見並非法律事實，往往帶有情緒色彩，其傳達的信息只是社會事實，職業法官需要對民意保持警惕，是因爲這樣的事實容易干擾法官心境，影響其判斷權的行使……如果這種平民化思維在司法活動中作用增大，大衆對司法的預期也會隨之調整，試圖通過民意影響裁判結果的現象必然會發生”。

　　有學者認爲，“民意不可能干預司法，雖然民意經常產生干預司法判決的衝動，但民意是司法體制外的聲音，不具有強制性，法官在裁判過程中有權拒絕民意。無論民意多麼強烈，法官都應該根據法律與社會公義平靜地作出判決”。但筆者認爲，依法判決固然是法官裁判案件的首要原則，但司法裁判只有得到社會較爲普遍的接受和認可，才能逐漸培育民衆對司法的尊重與對法律的信仰。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判決需要權衡和尊重民意，應該是不言而喻的”。法官在法律思維中，應當適當地考慮個案解決對社會公衆的影響，應當適度考慮社會公衆可能的態度，考慮解決社會問題和法律規定之間的平衡。顯然，這“並不是對依法裁判的否定，而是通過解決糾紛增強司法裁判在調整社會矛盾中的作用，爲依法裁判、逐步落實規則營造社會認同的觀念基礎”。如果發現法律規定明顯與民意相悖，而且無法通過法律解釋得以緩解，“說明此法應當修改，但在修改之前，法官還得依法辦事”。因此，法官需要通過增強自身的業務本領和綜合素質，來準確把握司法裁判與民意的最佳結合點，避免因民意的侷限性而危及正常的審判秩序與法律規則。

　　當前，我國的司法與社會認同機制之間的溝通渠道尚不順暢，一方面，社會大衆有時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徵，對司法裁判的判斷往往帶有情緒化色彩；另一方面，法官對社會公衆的關注程度尚不高，也影響了公衆對司法裁判的認同度。這就需要一種司法與社會認同相溝通的表達機制。而要提高司法裁判的社會公信力，就必須採取確實有效的措施，對症下藥。

　　哈貝馬斯吸收了魯曼系統理論的某些組成部分，認爲現代社會輿論的核心特質是“對話——溝通”。爲了防止司法裁判過於違背大衆正義，就需要通過一種途徑，將民意反饋到司法機關，司法機關便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如二審程序或再審程序，在考慮法律關係與民意的基礎上重新作出裁判。事實上，處理司法與民意的關係，是司法所面對的一個世界性問題，並非爲我國特有，也並非沒有經驗與規律可循。

　　多年來，我國的人民司法工作所積累的經驗諸如馬錫五審判方式、“辨法析理、勝敗皆服”的宋魚水工作法以及“用羣衆認同的態度傾聽訴求、用羣衆認可的方式查清事實、用羣衆接受的語言解釋法理、用羣衆信服的方法化解糾紛”的陳燕萍工作法等，無一不是追求裁判與民意相統一的司法措施。因此，法官在司法活動中，對於社會公衆的民意表達，要具有正確的判斷能力與溝通能力，儘可能使司法裁判成爲社會普遍的理性，以增強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筆者一直贊成這樣的觀點：在司法審判中，司法者和公衆應通過相互的對話和理性協商，對矛盾和糾紛的處理達成一致意見，進而形成法律的規則。當然此處的“協商”並非是將社會認同直接移植到裁判中，而是法官在依據法律規定進行司法解釋、行使自由裁量權時，能準確把握公衆對司法公正的理解，作出符合社會普遍心理的裁判，這並不是對法律適用的背離，而是增強司法裁判對社會糾紛的調處能力、提高司法裁判社會公信力所必須要做的。

　　(作者單位：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